新生代打工者在忧虑哪些问题?一项调查显示，73.0%的人首选“生活成本高”，56.3%的人认为是“文化活动少”，51.3%的人选择“同工不同酬”。其他问题还有：自己能力低(43.7%)，不受尊重(39.3%)，社保问题(34.2%)，没有户口(28.0%)等。
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室主任、研究员张丽宾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而户籍制度抬高了农民工进城的门槛，成为农民工谋求机会公平、待遇平等、权益保障的障碍，限制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她说，近年来，很多地方的户籍改革主要是针对本辖区的非农户口，但对跨行政区的流动人口户籍基本没有放开。一些大中等城市的户籍改革也基本没有放开。“由于历史原因，上学、高考、就业、医保等一系列公共福利附加在户籍上。使农民难以充分享受城镇化利益。”这导致许多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人，缺乏认同感和安全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车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存在着收入、保障、身份及公共服务的四大现实困境。“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户口的转换是形，服务的分享是实。”
问题分析
城市如何拆除“围墙”
城市要创造怎样的环境才能让新生代打工者留下来?上述调查中，排名前三的分别为：放宽享受保障性住房的条件(73.9%)，解决子女上学问题(66.1%)，完善养老、生育等社保制度(65.5%)。
接下来依次是：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同工同酬，实现医保转移接续，消除歧视观念等。
“我国正在迎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格局会转变成供不应求。”在张车伟看来，拆除“围墙”的第一步是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不是一下子取消户口，但也要定个时间表，对于已经具备条件的公共服务项目，应率先实现同等对待。与城市户籍紧密挂钩的低保、保障性住房等，也要逐步覆盖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最终达到消除户口待遇差别的目标。”
长期以来，公共资源配置的差异使城乡居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存在很大差异。党的十六大以来，公共财政对农村发展的支持由原来比较狭窄的农业生产向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延伸，尽管如此，目前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仍存很大差距。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20年来迟迟没有实质进展。
事实上，在专家们看来，“北上广”的人口聚集程度远远不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日前在演讲中提到，目前中国的三大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人口聚集趋势，但是程度上，与纽约东京，甚至是开罗等城市相比，还是远远不够。
根据调查，日本的大东京地区仅占其国土面积的4%，却集中了25%的人口，近40%的生产总值;又如美国纽约，780平方公里的土地却集聚了1800万人口，创造了全美国10%的GDP。而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四城市的GDP相加只有全国的一成多。
“从根本上来讲，要让农民工能够融入城市，稳定的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还要靠经济水平的发展，当然更重要的是政府管理水平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需要政府的改革勇气，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张永理说。
张丽宾还表示，新生代打工者想留在城市，需要努力提高综合素质，职业道路才会更宽广。同时要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保护新生代打工者的劳动权益，“要把劳动力当成资源，不是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