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增长“十连快”，主要来源于非农收入。从2003年到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622元增长到7917元，年均增长率达13.07%。其中，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由1541元增长到3535元，年均增长9.66%；工资性收入由918元增长到3447元，年均增长15.8%。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由2004年的35%上升到2012年的43.5%。非农收入逐渐成为农民家庭增收的主要来源。
农业生产收益下降，生产成本快速攀升。我国农业已进入生产高成本时代，粮食、大豆、油料、棉花、糖料、蔬菜等农产品每亩投入量的增加快于同期每亩产出量的增加，收益率明显下降。在农产品生产投入增量中，直接生产成本上升是推动农业生产总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种子、化肥、农药、农膜、机械作业、排灌、土地租金、劳动力等成本，占总成本80%以上。
高风险影响农业生产效益。农业高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价格机制不健全，农民几乎没有市场定价权，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不稳定；二是近年来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给农户造成了直接损失；三是农业保险制度不完善。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断涌现和经营规模逐渐扩大，千家万户的经营风险集中到他们身上，并随之放大。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跃上新台阶，但耕地质量恶化。随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跃升，农业资源过度消耗，耕地质量趋于恶化。
耕地质量退化严重。我国农业生产使用化肥存在“一高一低”的弊端。“一高”，是施用量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和消费国，我国耕地面积不到世界的1/10，每年施用的化肥总量却占世界的1/3，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投放量是美国的1.7倍。“一低”，是有效利用率低。我国水稻、小麦和玉米氮肥利用率分别为28.3%、28.2%和26.1%，远低于国际水平。由于过量施用化肥、缺施有机肥，造成土壤板结、有机质土层厚度下降。
土壤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加剧。我国耕地污染退化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在华南、华东、东南等矿区和工业发达地区，土壤受重金属和难降解有机物的污染日趋严重。土壤污染直接危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制约了农业可持续发展。
积极推进农业发展转型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掌握集中连片的土地、大型农机具、资金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具有经营头脑和市场意识，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力军和引领者。各地应因地制宜，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首先，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训力度，包括传授现代农业科技知识、产加销经营思想和市场理念。其次，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服务。第三，给予财政支持，允许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担部分财政项目，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和先进农业科技项目等，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大财政补助力度。第四，给予金融支持，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贷款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从过去十几年的农业发展实践看，农业收益增加80%以上是靠提高价格。应继续加大农业补贴，扩大品种覆盖，提高补贴标准。同时，逐步提高重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完善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制度。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力争主产区财力水平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提高单产是今后粮食发展的主要途径。按世界粮农组织排序，2011年我国谷物单产水平位居世界第二十二位，依靠农业科技支持，粮食增产还有很大潜力。具体可考虑以下三方面：一是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我国12亿亩粮田中，中低产田面积占2/3。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提高耕地质量，建设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是未来我国粮食增产的主要方向。二是大力发展旱作农业。我国旱作耕地近10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一半以上。发展旱作农业是充分发挥旱区资源优势、发掘粮食增产潜力的重要途径，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三是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粮食增产。主要是发展良种繁育、粮食耕作栽培、土壤改良、平衡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等技术。
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土壤环境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对农产品和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制定修复计划。应尽快组织相关部委，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为依据，根据污染区域、污染物类别以及污染程度制定修复计划。其次，突出重点，研究修复技术体系。建议由农业部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组织全国范围的优势科研单位联合攻关，研究建立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技术体系。应围绕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把粮食主产区的土壤污染修复列为重点工作。再次，制定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政策和法规。参照德、英等国污染控制和管理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制定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防止土壤污染情况恶化，把治理土壤污染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