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地粗放式经营甚至抛荒，发展到机械化、集约化的发展，农地经营权流转也从私下进行发展到契约交易，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现实倒逼改革的过程。
2013年夏天，一场由农业部主办的家庭农场的培训会在宁波召开，召集了各地农经系统的人进行学习研讨。但这场培训会，险些变成了争论会。
农地流转，确权在先。但对于土地确权这个概念，即便是系统内部的人也并不清楚。
在一位参会的农经系统人士看来，早在本世纪初新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时，就已经进行了所谓的土地确权，并向农民颁发了相关证书。“按照我的理解，我们早就完成了土地确权工作。”他对此颇为费解，“现在又提土地确权，到底还要确定什么呢？”
对于这中间的区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刘守英在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表示，此前农民手中的承包权属证书，主要作用是确立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租约关系；而此次中央政府强调的土地确权，则强调土地的产权属性。要求地方政府在真实的基础上，将土地基本要素细化并标注到证书之中，为将来理顺承包权与经营权提供法律保证。
除去确权问题，争议的内容还包括家庭农场的认证和注册、经营主体与雇佣关系等方面。
当家庭农场及其品牌在工商部门经过认证后，就从个体变成为法人。这就涉及到家庭农场的纳税与破产等问题，“为了保障农民利益，农业税是免征的。但现在升级为企业法人后，理应缴纳企业与个人所得税。两者之间是存在冲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告诉《中国企业家》。但杜依然认为，家庭农场需要申请和认证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有利于政策的引导与支持。目前在宁波，家庭农场的税收是全免的。
至于家庭经营主体问题要更为复杂。包括刘守英、杜志雄在内的学者与政府顾问认为，家庭农场要在激活农民活力的同时，还要起到一定的社会保障作用。尤其是那些留守农村的中老年劳动力，不能为了所谓的效率而将他们从土地上挤出去。
在这一问题上，上海松江地区的标准最为严苛，要求经营主体必须是本村、至少也是本区户籍，并且不得长期雇佣外来劳动力。而宁波地区并无这样的要求，上文提及的秦伟杰雇佣15名以上的外来人口，有的农场主甚至雇佣50人以上。
“强调经营主体的农民以及家庭属性，并不是说不允许雇佣。只是雇佣人员与家庭成员的比例应该是多少？”杜志雄表示，这也是尚未解决的问题。
在家庭农场的引导方面，地方政府的实力与做法也各有不同。宁波市倾向于市场化发展，对家庭农场的主体、方式以及规模等方面并无限制。所谓家庭农场的“宁波模式”，宁波市农业局一位人士这样告诉《中国企业家》，“我们并没有做什么，都是市场自发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