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跟娃儿讲一下，过了元旦我就回去，莫惦记哈。”北五环外西北旺，一间6平方米的出租屋内，来自四川阆中的建筑工人老何告诉家里人，今年他会提前回家过年。
53岁的老何，做建筑工人接近20年，在北京待了11年，这是他第一次这么早离京，今年也是他最“清闲”的一年。“活少，我在北京一共待了9个月，就做了4个多月的活。活少、钱少，不能在工地上住，得自己租房，花销大多了，纯收入不及去年的三成。”老何说，今年一年，他的工钱差不多只有3万多块。其中有1万多还没拿到手，包工头给的承诺是元旦后拿钱，因此，他托人买的是元旦后的火车票。
票是托朋友李大君买的，是站票。长期关注农民工权益的社会工作师李大君在最近调研了北京20多个工地。他发现，12月初，已经有一半的工人离京，“整个大趋势是房子不好卖，开发商不着急建，所以今年工友们活不好找。有些工人即便没拿全工资，也不敢较真，就放弃了。他们担心得罪人，明年更找不到活”。
来京晚离京很早
工价没涨活变少
老何的出租屋只够放一张床，他没什么行李，只有些过冬的衣物。按常理，建筑业农民工都住在工地上，但因为没活干，工地自然也不让住了。腊月还没到，工地就已经停工，这是到北京11年来，老何第一次经历。而早在年初，老何就察觉到有一些不对劲。
与工友们一样，老何也是靠同乡中的小包工头介绍工作，在四川，小包工头被称为“牛贩子”。层层转包是建筑业无法根除的顽疾，老何从没见过“大老板”，所有工作机会都来自“牛贩子”。2015年初，几个熟悉的“牛贩子”一点动静也没有，从春节等到元宵节。一直等到出了正月，3月下旬，老何才接到今年第一个活。这是他过去11年来，最晚一次到北京。
“以前，活多的时候，我一般是过了元宵节就来，干到腊月二十几才能走。”
回想2004年，第一次来北京的老何，就是因为听同乡说，这里活特别多。那时候，央视新址还没影儿，国贸三期也没开工，但房地产热已经燃烧起来。“最开始到北京的时候，工价差不多是60块钱一天，活多得干不完。”尽管层层转包、层层盘剥，但工价每年都保持着小幅上涨，到去年已经涨到200块钱左右。
但今年，工价一点也没涨，甚至还小幅下降，而活却是大幅度减少。既能做木工又能做钢筋工的老何，今年做了两个工地，时间都不长，加一起才4个多月，100多个工。“工价比2004年涨了不少，但活也少了啊，算起来，挣得并不多。”
每笔花销都必须精打细算
如果拿满工钱，老何今年能到手3万多块钱，比他11年前干满11个月挣得多，但是他却不这么认为，因为“钱禁不住花了”。
活多的时候，老何不用考虑居住的问题，基本上在北京的全部时间都住在工地上。而今年在北京的9个月，有一半时间没有活干，只能自己找地方住。“近的地方已经不好找了，好房子我也租不起。”经老乡介绍，老何才找到西北旺的廉价出租屋，小但也便宜，月租金200多块钱。
租金不多，对老何来说却是额外的负担。每次外出打工，老何都要在过年的时候，带尽量多的钱回家，他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支柱。老何的老婆，前些年跟他一起在张家口做工的时候，不幸被倒塌的脚手架压伤，没法再出门打工，只能在家养病。孩子还小，在读初中，家里的每一分钱，都靠老何在北京做木工、绑钢筋挣出来。每笔花销，都必须精打细算。
没有活的时候，老何不能在出租屋里待着，而是需要四处打电话联络“牛贩子”和工友，询问哪里有活。他手里有几十个工友的电话，大家常年联系，有活就互相介绍。今年，联系变少了，“有的把手机号换了，有的离开北京了，最远的去了新疆”，老何拨通电话的工友大约30个人，每个人都和他处境相似。
一旦某个工地有消息，老何就会跑过去试试。住得远，交通成本让他挠头。地铁涨价以后，只要不是明确需要人手或者遇到特别急的活，老何都只坐公交车。“哎哟(长吁一口气)，地铁坐不起，一天跑几个工地，就是20多块钱。”
并不是每个消息都是确切的，有时候风尘仆仆跑过去，岗位早被捷足先登。忙活一天，工作没下落，肚子却饿了。不挣钱就不能多花钱，老何会在工地边的路边摊吃一碗面，“工地边的面，质量差了点，但是量大，能吃饱”。
路边摊的面也卖十几块钱一碗，所以如果可能，老何都尽量自己做饭。经常下厨的他，对菜价的浮动非常敏感。“我们住的地方卖菜的摊子也少，就一两个摊子，两三块钱菜也买不到了。”
和食住行比起来，老何对穿基本没有要求，他的衣服都是几年前买的。“衣服也贵了，以前批发市场十几块钱一件，现在不好找，店里衣服最便宜也要好几十、一百多块钱，不能买。”
不打算回京但返乡做啥没想好
活少，挣得少，钱又不禁花，老何说今年的纯收入不到去年的三成，跟四年前相比，更是只有两成。他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能在工头承诺的元旦后拿到全额的工钱。“‘牛贩子’也不好做，他们要找上面的要钱。”每次去找工头，工头也会诉苦，有时候，会掏钱请老何他们吃一顿，希望获得理解。“还会跟我们商量，工价是不是降5块钱？算下来，亏的还是我们。但是没办法，都是熟人，多少年交情了，吃点亏也就算了。”
能接着活的工友都是些零活。整活也有，不在北京，在新疆。“只有远的地方有些基建的活，钱少，也辛苦。”
老何说，他常年联系的几十个工友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来年不打算再回北京。他自己也在盘算，过完年是不是留在家里。“不过，回家做什么？”
种地？老何家里好地大概三四分，山地三四分，靠这些地连自己的口粮都不够。“现在种地的投入也很大，种子、化肥、农药都要花钱。所以家里也没人种地，地都荒着。”老何说，以前，粮食、蔬菜都能自己留种子，现在的作物除了红薯，种子留到来年都没用，“容易生病，长不出来，必须买种子”。
做生意？“我也想过，但是东西卖给谁去？”老何在阆中老家的山村，多数人漂泊在外。“一个大队以前有一百七八十人，现在就剩二三十人，没人了，谁买东西？”
有人转投快递
有人从事爆破
在还没有完全做好明年规划的情况下，老何决定先回家，回家以后走走亲戚，打听打听情况。回家的火车票是李大君帮忙买的，因为老何没有电脑，也没有智能手机。
社工师李大君是老何以及很多工友的好朋友。如果是往年，李大君到这个时候是最忙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工友们讨薪。而今年，工友们讨薪的态度也变了。“放以前，欠几千块钱，是一定要争的，今年，有很多人就算了，怕得罪工头，怕明年不给活。”
今年，很多找不到活的建筑业农民工纷纷转行。最常见的是转学室内装修，有基础容易学，工钱也不低。还有些投身电商大潮，变成快递业的搬运工。“跟投递员不同，搬运工是卖力气，工资低不少。”
最难转行的是老何这样50多岁的大龄工友，和年轻人相比，他们因体能劣势极易成为被淘汰的对象。其中有些工友，只能去当环卫工人，工资比干建筑要低很多。“年龄大还在外打工，一定是因为家境不好，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李大君在外地看到更令人心酸的事，有些工友不得已转行去做高危的爆破工。“这行没人愿意干，所以总有活，也挣得不少，但是干个七八年，就很容易得尘肺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