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他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常常主动帮乡亲拍摄婚礼喜事来练手，2007年的一个婚礼上，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张光洁留意到了正趴在地上拍摄的王中荣，随后，这位伯乐将他正式引进门，成为“乡村影像计划”中的一员。
王中荣的经历很具有代表性，据云南省社科院的研究员回忆，上世纪90年代后期，DVD在云南农村已经非常普及，早在1997年前后，很多香格里拉的藏民同胞就已经开始接触摄像机。
例如香格里拉县小中旬乡团结村吉沙自然村村民汪扎，他是一个卡车司机，2004年托朋友从香港买了个小小的DV机回来，从此，他随身带着这个小小的记录器。记下家乡出现的一切，他记录千湖山的美景，山上的杜鹃花;他记录每年藏历5月的“哒拉节”，他记录男人上千湖山敬山神的仪式，记录人与自然的关系。
汪扎和王中荣都属于乡村影像的先行者，当“乡村影像计划”启动后，水到渠成的成为最适合的人选。
此外，云南省社科院和云南大学在各地都有田野调查点，学者们也会在走访中留意那些比较愿意接受新事物，对“乡村影像”表现出兴趣的村民、牧民，随后展开的培训。
就这样DV机、锄头、耕牛便走到了一起。
向外界表达真实的文化
“外人根本不了解我们的生活!其实摩梭人的走婚很专一，绝大多数伴侣都是终生的。”尔青是在泸沽湖畔长大的摩梭人，随着旅游的开发，他家所在的落水村也成为旅游热地，在与游客、媒体接触的过程中，他发现外人对摩梭人的认识有误区。
2006年，尔青举办了首个以摩梭人为主题的民间电影节，把能搜集到的近30部片子都放了一遍，村民一下急了，原来外面的人是用这样的眼光看我们的，被误解了，但却无法表达自己的声音，现场顿时炸了窝，该怎么办呢?
“吵来吵去也没用，真实自由我就想只摆事实，不讲道理，纪录片恰恰能实现这个，干脆我们也来自己拍片，记录最真实的当代摩梭文化。”尔青由此产生了由自己来拍摄纪录片的冲动，2009年他的第一部作品《离开故土的祖母房》面世，回答了这些问题。
“外人的眼光，只是短暂的观察和停留，但我们就出生在这片土地，每山每水每人每草，都熟谙，都有感情。”王中荣对家乡的这份守望之情最近有了一个新落点，他的新作《村里的塑料袋》探讨了塑料袋的便利与污染，城市严禁使用塑料袋了，但农村却已经泛滥成灾，大风过境，五颜六色的塑料袋飘来荡去。
“塑料袋是好东西，发明塑料袋的也是好人，只是我们不懂得正确使用它。”一轮走访，王中荣在村里弄出了不小的动静，给很多不了解塑料袋污染的村民上了一课。
但，这问题却问倒了名校博士。
前不久，一个复旦大学的博士假期到王中荣家做田野调查，大包小包带着很多东西，王中荣问“你(给村子)带来污染了吗?”
“绝对不会”复旦学子回答得斩钉截铁。
“呵呵，那你带来的那些塑料袋呢?”对方愣住了。
“在外来人眼中‘没啥大不了的事’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也许他们很有文化，但不可能什么都懂，村里的事，只有我们自己最晓得。”王中荣话语中透露出显而易见的底气与自信。
王中荣的第一部作品是《嫁女送亲》，2006年住在隔壁回子龙村的一个远亲嫁闺女，王中荣照例去帮忙，在花苗的婚礼中，送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嫁妆越多，娘家人的送亲队伍越长，新媳妇就越有面子。
送亲当天，天刚亮，远亲近邻就从四里八乡赶过来，大家在新媳妇娘家吃过早饭后，就背着嫁妆上路了。一大队人就慢慢地一边走一边用苗语唱起送嫁歌，这些歌曲都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旋律伤感，歌词讲述的多是难分难舍的离别之情。送亲，自然是要哭的，唱得越感动，就哭得越投入。
尽管在技术上有些粗糙，但是用了心，动了情。很多观众认为这是王中荣最好的作品，真诚、质朴。
作品到北京、上海、广州、日本展出过，王中荣还去了复旦大学，放的时候，一个老人又想起自己年轻出嫁的场景，潸然泪下。
“尽管有很多部分是没有字幕，苗语对话听不懂，但大家都能看得明白，这是乡村影像最大的价值之一，影像的力量能跨越文化、语言的障碍，进行交流。
一次寻根的文化之旅
“拍片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审视本民族的过程。”全海燕是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对乡村影像记录者群体有过长时间的观察，与10年前相比，互联网不断弥合着城乡信息鸿沟，摄影和电脑技术关卡“难不倒”新生代农民群体。
在这批参与乡村影像计划的人中，也有几个80后，他们怎样理解本民族的文化?全海燕很好奇，她也拿起了DV机，锁定了主人翁小贵。但令全海燕诧异的是，生活的困窘对于小贵作品本身似乎影响并不大，他的两部作品关注的都是生与死的命题。
对于青苗，麻是生死路上的向导，风俗中，人死后，要有一根麻线，一头拴在死者拇指上，一头拴在要杀的鸡身上“交”给死者，告诉他：当这只鸡在阴间一叫，有一只鸡会回答它，那只鸡的主人就是老祖宗。因为麻可以提炼毒品，1997年时政府明令禁种，很多苗族老人因此很担心下一辈没麻用，死后归不到老祖宗那里，在阴间变成孤魂野鬼。
小贵花了三年找素材，从种麻、收麻，到剔麻、机麻……一样样用摄像机记录下来，基本走遍了文山苗寨。
镜头跟随小贵的足迹徐徐开展，一位位有故事的老人出现在画面上，在屏边，一位老人的麻布还搁在织布机上，都是灰，她最后一次做麻是10年前，那一天她的独生子喝酒中毒死了，之后她再也没有心情做麻，就保存下来了。还有八旬老太颤颤巍巍地要给小贵最后种一点麻。
片尾，终于找到了保留着麻布寿衣的老两口，老婆婆展开裙子，说上面的三道线代表着青苗祖先从黄河流域过来时渡过的长江、黄河、红河。绑腿也有讲究，沿顺时针绑是活人的绕法，逆时针是死人的。她把盖脸布盖到脸上，示意怎么遮住死者的脸;老爷爷笑着穿上三层麻布寿衣：“你千万要记住，传统不能丢。”
展映时，好多观众看哭了，片中对苗族生死观的表现，也是小贵在关注“麻”以后的领悟：把每天都当作末日来珍惜，如果突然死去，也没有任何遗憾。
拍完片子，有人建议片名叫“纺织工艺”，小贵不满意，最后的片名单刀直入叫《麻与苗族》，他说现在政府不反对种麻了，但是已经没人有麻的种子了。
家乡总有许多外面没有的东西
如果说小贵是调查派，那么同为80后的斯南尼玛则是自由派。
在今年的“乡村之眼”论坛上，这个特别爱笑的藏族小伙人气很旺，他的作品《虫草》创造了几个“最”，20多个小时的素材，浓缩成了82分钟的视频，时间最长;放映时赢得了最多的掌声和笑声。
斯南尼玛是德钦鲁瓦村人，每年5月1日他们都要爬上4000米海拔的高山捡虫草，在这里，挖虫草是不分男女老少的，人们只要能走，就会上山。采虫草的工具只有一把锄头。完全依靠自己的双脚和双眼，匍匐在不知名的山坡上，把那些只露出地面四五厘米长的虫草找出来。
举起锄头来，顺着虫草生长的方向刨下去，把土翻松，然后两指捏起子座的最底端，从下往上将虫草整个儿拔了起来。接下来又将翻松了的土重新回填，用手掌拍了拍。这是捡虫草最讲究的一部分，土填好明年这里才能再长出来。如果捡出来的虫草是白色的，也要把它种回去。“说虫还没有死，如果挖了它，我死了就会变成虫，虫变成人，把我挖出来。”
片子最幽默的地方，是乡亲口中念叨着“虫草福气快快过来吧”!
在他们心中，能不能捡到虫草与个人的福报有关。
去年，村里捡虫草的队伍出现了一张新面孔，一个刚从城里中学毕业的孩子，没考上大学，从此要开始牧民的生活，他显得很沮丧。第一次捡虫草，也没经验，村子里的人就都鼓励他，一人主动送了一根虫草给他，嘴里念着：虫草是自己的福报，我送一个福报给你，给你鼓励，虫草福气快快过来吧!
而去年每根虫草的收购价大概是40元，但在尼玛的世界中这样的乡里关系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帐篷不可能一个人搭建，行李不可能一个人驮，大家在一起度过的时光比金子还珍贵，上山捡虫草必须互助团结。
松地躺倒在草地上，欣赏着镶着银边的云海缓缓蔓延，一浪一浪向天边翻腾去，悠扬的弦子声随风而至，跟乡亲聊着天……斯南尼玛说，这是劳作了一天最惬意的时刻，快乐感甚至超越了捡到虫草那一刻。
第一次参展，《虫草》播完后大家都起立鼓掌，尼玛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不知道该怎样发言，有些结巴：“我就是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技术也不懂，拍片后，看到很多很好的东西，人与人的关系，群体的互助。外面没有的东西，我们家乡就有了。”
尼玛哼起了一首藏语歌:“不是地方的快乐而是心情的快乐，只要心快乐到哪里都快乐。”他说德钦进城打工的人挺多，回来都说在城里面就没有村子里的快乐了;外面的人物质条件很丰富，但是精神上没有快乐。“我觉得，不管到什么地方，有钱没钱山上山下都有不快乐的事情，所以心快乐，到哪里都是快乐的。”
乡村影像更像非典型纪录片
“乡村影像，跟其他的纪录片不同，村民不是以个人身份在拍。”郭净说，乡土社会，人际关系和宗教信仰风俗是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拍摄者心里会考虑村庄的人际关系，片子如果播出，周围村民是否能接受?这就会规避一些矛盾，很多乡村摄影师拍摄的纪录片，都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放给大家看的“和谐版”，一个是留给自己在家看的“无删减版”。
例如尔青的《老祖母屋卖了》，片子讲一位摩梭青年卖自家祖母房前后发生的故事。买主是美籍华人唐女士，她想保存摩梭文化，把祖母房运到北京展览，选中了泸沽湖相对偏僻的古老村落里家咀村。
祖母房在摩梭家庭地位非常高，老祖母睡在这里，孩子也在这里出生。摩梭人崇拜火，认为祖先的灵魂就栖息在祖母屋的火塘上方。一日三餐前，食物要先放在火塘上方的锅庄石“冉巴拉”(灶神)前祭祖。品初的母亲不愿意卖房子，跟他吵过很多次，后来终于忍不住，在买家面前哭了。当被问到为什么哭，她说，她想爸爸妈妈了——她也是在这里出生的。
但房子还是卖掉了，卖祖母房是很不好的事，品初慢慢感觉到别人的议论，也有些后悔，想找借口不卖了。但协议已经签了，他只好和几个村民一起到了北京，在一个艺术区搭起了房子。
片子拍完放给村民看，大家都很沉重，感觉到自己的文化在流失。
“现在，从城市到农场，整个生活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旅游业开发、移民搬迁、环境破坏、工艺消失……每个地方都要面对这些问题。”
“你给晓得为哪样，这几年云南都在大旱?因为现在这些年轻娃娃把天都整通了，不爱惜老天爷给的东西，天也没得以前蓝，云也没得以前白，咋个可能不旱?”四月的昆明已经有了初夏的味道，黑色的羊群在黄绿交织的山坡上漫开，70岁的龙会才慢悠悠地踱着，不时轻挥羊鞭，一阵有些粗暴的风卷过山头，龙老爷子停下脚步，半眯着眼睛望着天，突然转身问道：“中荣，你说给是这个道理?”
在他身后跟随的王中荣，手里拿着一个三星的家用DV机，记录下了龙老爷子出神的这一幕，他想好了下一部要拍的纪录片叫做《干旱的水》。
拍摄者们关注的生态主题，缘于乡村生活与自然环境的直接联系，村民或牧民们对于牧场退化、河流污染等环境问题有着切肤之痛，因为自然环境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计，所以他们也更愿意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身边的生态及环境变迁，还有一些作品充满了对生活的解读。
但从片子看到的是，这些乡村影像记录者因为有着纯朴的信仰，即使面对大的变化，但心态很平静，能够从比较长的历史维度来理解变迁。
例如，藏族妇女李卫红，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佛山乡古水村村民，奶奶辈的年纪，汉语不太好，但她的作品《葡萄》感动了很多人，纪录片的最后是一个全景，记录了那个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县城，但很快电站建起来，村子要搬迁了，李卫红的表达很温和，很平静，就是给自己留下一个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