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的故乡能与他成长的地方重叠，那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岁月变迁中，无论是大城小市，还是僻镇孤村，以及生存其中的人们，都竭尽全力追赶着未来。昔日弥散着熟悉气息的家乡，埋葬了往事，记录了成长的土壤，是否已经变了模样?记者走访了河北、贵州等地，与曾经的“当地人”交谈，试图于一山一水的变迁之中，一人一物的改变之间，捕捉大时代进程中的掠影，记录时光的印刻。
我们的家乡，在改变着模样。
“记忆里，我们家乡虽然不至于像鲁迅先生《故乡》里描述的那样，一轮圆月下西瓜地里捉獾的场景，但有令我记忆深刻的村西那片密密的枣树林。每年秋天，整片林子挂满了红彤彤的野枣，地上有厚厚的杂草，很多刺猬来到这里储备过冬食物，在落满红枣的地上一滚，身上便刺满了，圆滚滚的满地跑……”65岁的刘春香说起小时候在河北衡水武邑县的农村老家的时光，脸上满满浮现的都是对美好记忆的留恋。
“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
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每年的清明节刘春香都要回到河北衡水的老家，那是她小时候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地方。作为一个成功从农村“移民”到城市的人，刘春香的人生路被老家很多人所向往。
“现在的农村和从前不一样了，如今的年轻人很有追求，不像以往的老家人安分守己了。”刘春香告诉记者，“与城镇化发展的方向一样，我们老家的很多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只有老人和孩子还在农村务农。”
受工业化的强力带动，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攀升至2012年的52.57%，城镇常住人口达7.1亿。照此计算，留在农村的常住人口为6.4亿，已不足总人口的一半。
“城市里多姿多彩的生活吸引着农村人，而且，在农村单单靠种地已经不能满足日常需求了。”刘春香告诉记者，“物价整体在上涨，但农产品的价格并没有相应提高，这导致了务农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挫伤了很多农民的积极性，也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城市谋生。”
缺少了壮劳力的农村，生活也相对寂静了很多。刘春香感慨说，现在回到老家，看到的是以往打扫得很干净的大街变成了堆满柴火和杂物的小道。街上很少能看到结伴玩耍的孩子，偶尔飞驰而过的电动车、摩托车也都来去匆匆，让人感觉落寞了很多。
“在我记忆里，我们村的主干道就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特别宽，特别干净。”刘春香告诉记者，“去年我回去再看的时候已经完全变了样子，即使由原来的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但是仍然也掩盖不住那里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味道。”
消失的归属感
在传媒公司上班的邵伟便是刘春香口中的“到城市谋生的年轻人”。自诩为城市高级农民工之一的他生在“最倒霉的80年代”。
“现在家乡和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忙了很多，也空了很多。”邵伟告诉记者，“我小时候，老家的人们活得都比较单纯，和书里描写的小农社会差不多，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邵伟说近几年受经济发展的推动，农村家乡也难置身世外。市场经济的变革带动了城市发展，也改变了农村的生活。邵伟说，长期处在权衡利益的环境中，务农这种回报不足以弥补收入的传统农业就渐渐被“冷落”，很多人失去了务农能力。“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或者在城市定居，那就只能靠在城市打工生活，慢慢地，心底的那种归属感就会渐渐消失。”
“我的家乡有很多这样的人，不会务农，也没有高学历，没有高收入的职业。他们在城市打工，或者全家都开始到城市打工，慢慢有了在城市里出生但并不拥有城市身份的下一代。”邵伟告诉记者，“这些人在城市没有归属感，而对农村生活也没有认同感。就这样过着一种城里城外的生活。”
人心里的“围墙”
“我不知道是时代变化了，还是我自己长大了。我总觉得我们老家的生活不像小时候那样多姿多彩了。”在北京读研究生，家住河北省临城县石城乡石城村的白浅感慨说，“小时候一放学就和同伴跑去田野里玩，那时候每家每户几乎都养着猪羊，我们说是去田间割草，其实上树、下水、摘瓜果什么都干。”
白浅告诉记者，因为石城乡周围太行山的开发，一条石头开发、加工、运输的工业链条渐渐形成。村民们越来越觉得务农上花费的金钱和时间太多，农田收入已经入不敷出，因此很多人建起了小作坊或者给别人打工而荒废了农田。
“离不开家的人就依托太行山开发挣钱，离得开的都去城里打工了。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也都加入到了打工的行列。”白浅说，“农村的传统互帮互助也渐渐变成了有偿劳动，从前那种亲近熟络的街坊邻里关系正在慢慢淡化。”
白浅回忆说，从前那种“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的情况正在消失，以往谁家有盖房添瓦之类的活儿，邻里都会抽空来帮忙，管顿饭就行，有时甚至连饭都不吃。如今，越来越少的人会抽出自己的时间给别人帮忙。
白浅感慨道：“村里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房，围起了高高的院墙，而人与人之间心里的‘围墙’也越垒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