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药是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其产业能力与安全水平直接关系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农药生产国和出口国，拥有从中间体、原药到制剂的完整产业链，累计创制50多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农药，是全球仅有的7个具备农药原创能力的国家之一。
回顾我国农药发展史，从“夺”到“治”，一字之变，背后是农药治理逻辑的根本转向。“夺”是回答“有没有”，是保生存的必然之举；“治”是回答“好不好”、是谋健康的主动选择。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治理转型，经历了哪些难关？又是如何破局的？
产业之变：从瓶颈到自主可控
一提到受瓶颈制约的技术，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高科技。很少有人知道，农药也曾被死死卡住过，而且卡得更早。
长期以来，我国农药产业被三道“坎”制约了技术。第一道是原料依赖。2000年以前，生产百草枯、吡虫啉等农药的关键中间体吡啶，几乎全部从日本和德国进口，对方一断供，生产线就得停摆。第二道是技术短板。早期农药生产集中在工艺简单的高毒品种，技术复杂的品类只能依赖进口，产品结构单一，高端市场长期被跨国企业把持。第三道是市场话语权。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际标准制定几乎听不到中国的声音，规则由别人定，我们只能被动跟跑。
卡在哪儿，就从哪儿发力。原料端，依托国内完整的化工产业链，我国吡啶产能已占全球90%以上，彻底打破了跨国公司的垄断，从中间体到原药再到制剂，全链条自主可控。技术端，原药生产已基本覆盖全部品种，制剂加工实现环保化、功能化、靶向化，累计创制50多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农药。标准端，2006年中国当选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主席国以来，主持审议通过6502项国际标准，主导制定茶叶、人参、枸杞等特色作物标准以及农药产品和分析方法国际标准90个。从“别人定规矩”到“我们参与定规矩”，话语权的提升，是产业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跑的最有力注脚。
可以说，我国农药发展史是一部改革开放、创新驱动、市场引领、政策护航的奋进史。从一组数据来看，1994年我国首次实现农药出口量大于进口量，2005年成为全球最大农药生产国与出口国，2025年产量达254.62万吨，出口230.34万吨，遍及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家本土企业进入全球农化20强，3家年销售额突破百亿元。
放眼现在国内的农药市场，用“内卷”这个词形容一点不夸张。
2024年全国农药产能达345万吨，但产能利用率只有66%，比全国工业平均水平低近10个百分点。以氯虫苯甲酰胺为例，国内原药产能已是全球需求的3倍以上，价格从2022年的每吨250万元一路跌到21万元。企业互相压价，利润越摊越薄。
更让人揪心的是创新。创制一个新农药，平均需要2亿美元、10年时间。如若没有全球化市场支撑，难以收回成本。我国目前还缺乏跨国农药企业，现有产品利润小，中小企业占一半以上，这些企业大多生产一两个农药产品、服务周边地区，即可满足其收益需求，创新意愿普遍不足。
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有一些人在“死磕”。目前我国近30家农药相关上市公司中，扬农化工、润丰股份等10家企业已进入全球农化20强，企业不断投入研发、积累技术。有的企业建成了从投料到封装全自动化的“无人工厂”，产品稳定性达99.5%。
农药技术陷入瓶颈，卡住的不只是一个产业，而是14亿人的饭碗。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而农药正是“虫口夺粮”的关键武器。没有自主可控的农药供给，一旦国际风云突变，人家断供的不仅是原料，更是我们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正因如此，从原料到技术到话语权的全面突围，不是一道经济题，而是一道生存题。
安全之问：今天的农药还“毒”吗？
大众对农药“有毒”的刻板印象，不是无缘无故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讲述过度使用农药引发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文学化描绘的危害景象带给人们强烈冲击，造成公众对“农药有害”的偏见，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农药发展全过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药残留检出或超标、农药环境污染等问题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但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开始相继禁用这类高毒高残留品种的流通使用，21世纪初开始禁用高毒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目前高毒农药退出农业大田生产，低毒、微毒农药已成为主流，占登记产品总量的88.3%。
农药品种结构的持续优化，也有效满足了国内农业生产需求。从农药类型看，曾经“一家独大”的杀虫剂占比从2010年的超过一半降至2025年的不足1/3，杀菌剂和除草剂的占比则明显提升，三大类品种结构更趋均衡。从农药剂型看，高效安全新品种和新制剂占比明显提升，环境友好型制剂逐渐成为主导剂型。水分散粒剂等环保型剂型的产品占比达28.2%，比十年前翻了一倍，而可湿性粉剂等传统剂型产品占比则已降至31.3%，比十年前降了20个百分点。剂型变了，意味着农药的飘移少了、附着好了、对施药者和环境的友好度也更高了。
要说农药风险的真正来源，不是“用了农药”，而是违规使用导致剂量超标。今年新出台的国家食品安全标准GB2763中，对每一种农药在每个作物上的残留限量都有严格规定，而且在制定这些标准时，已经预留了100倍的安全系数。也就是说，即使残留量刚好卡在标准线上，实际摄入量也只占到安全阈值的百分之一。以吡虫啉为例，它在白菜上的限量是0.5毫克/千克，每日允许摄入量为0.1毫克/千克体重。也就是说，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要吃12公斤白菜才可能超过安全剂量。
有标准、有检测、有监管，农药残留从来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超标”的问题。反映在生产端，随意加大用量、增加使用次数、扩大适用作物、安全间隔期不够等等都会导致农残超标。因此，科学用药才是关键，用得对、用得准、用得合规，农药就是利器，相反，用得乱、用得滥、用得无法无天，它才可能成为风险源。
监管之网：农药是怎么被管住的？
事实上，我国已建立起一套覆盖农药“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体系，从研发、登记、生产、经营到使用，每一个环节都有“守门人”。
制度根基是以《农药管理条例》为核心，叠加《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等多部法律，以及登记、生产、经营等配套规章，现行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有1700多项，让监管有法可依、有标可循。
有了制度框架，守住入口就是第一步。任何农药想进入市场，必须先过登记关——提交毒理学、药效、残留、环境影响等全套试验数据，经农业农村部门严格审查，批准了才能上市。
拿到“入场券”后，生产和经营环节的监管同样关键。据统计，全国目前有生产企业1895家、经营主体31万多家，生产经营必须建立台账，实现全程可追溯。农业农村部每年开展监督抽查，近三年合格率保持在97%以上。2025年还部署开展了非法生产、非法添加、非法销售专项整治，持续强化执法震慑。
当农药产品到达使用者手中，监管的“最后一关”也随之到来。法律法规明确禁止使用禁用农药，严禁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必须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目前保留的仅限磷化铝、氯化苦、溴甲烷三种，分别用于储粮、土壤熏蒸和检疫熏蒸，均不直接施用于农作物。
从“最后一关”向前看，监管的终点恰恰是技术创新的起点。当传统监管手段逐渐逼近极限，科技也在为农药的安全使用开辟新的可能。
从农药的剂型上看，微囊粒剂、纳米载药等新技术的出现，相当于给农药穿上了“缓释外衣”，药效慢慢释放，持续保护作物，能够同时减少用药次数和用量。从使用方式上看，如今植保无人机的普及正在改变“人背机器下田”的传统施药方式，作业效率比人工提升30倍以上。未来，随着大数据平台的建立，农作物、病虫害、土壤、气候和农药等数据将有效融合，经营者变成“植物医生”，根据实时数据开出“处方”，农民按方用药，精准施药不再是难事。
研发的路径同样在变。近年来RNAi农药成为研发的前沿方向，它通过干扰害虫特定基因的表达来精准杀灭目标害虫，对其他生物几乎无害，我国正在建立这类新型农药的评价标准，为产业化铺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也被引入研发环节，建立化合物风险预评估模型，有望缩短新农药的研发周期，从“大海捞针”走向“精准筛选”。
管理的逻辑也在变。国家正在推进农药数字监管平台建设，整合产业数据，强化产销用一体化调度，从原料采购到田间使用，再到包装回收，实现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管理。
虫口夺粮的时代不会终结，但科学用药的时代已经到来。从剂型到使用，从研发到管理，未来农药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靶向更精准、使用更智能、管理也将更加透明。沿着生产集约化、经营专业化、管理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未来的农药将不再是一个被误解的名字，而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科技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