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娃
娶不起媳妇了
青海湟源县和平村的老冶一家正忙着盖新房，土房有些破旧，要给24岁的儿子准备婚房。老冶说，盖7间房要17万元，媳妇娶到家，估计得再花10万。“压力大，有时晚上睡不着。”
该县灰家沟村的老韩去年底娶了儿媳，家里添了液晶电视、组合音响等;订婚送礼，办了8桌酒席，共花了8万元。把礼金全部抵进去，仍欠债两万多元。老人说：这些年打工还债，日子刚红火起来。家里一添新人，又回到从前了。
近些年，青海部分农村婚嫁开支节节攀升，有的农户为此举债，喜事成了包袱。
乐都县赵家寺村是一个小山村，村里的小赵去年底办了婚礼。没过几天，父母就到县城打工去了。他父亲粗略算了一下：结婚前去看女方，礼品、红包等就花了几千元，订婚“干礼”12万元。进门前要给新媳妇买“三金”(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3套衣服、家电等共花两万多元。结婚酒席十几桌，每桌三四百元，糖烟酒等杂七杂八又是1万多元。“娶个新媳妇花了15万，欠债6万多。”
高额的结婚开支让一些年轻人头疼。乐都县大地湾村的小祁，大学毕业后在县城打工。快30岁还没结婚，在农村就算老大难了。家里为供他上学，已经欠了很多债。他也谈了对象，人家问有没有新房?将来能不能买车?这些条件把小祁“吓软”了，只好放弃结婚，打拼几年再说。
记者走访西宁、海东地区农村，一些老年人连连摇头：过去尕娃结婚，给女方买几件衣服，见面给个红包几百元、几千元，请几桌亲友，有的只放一挂鞭炮，就把媳妇娶了。现在的姑娘金贵，娶不起!喜事当天高兴，办完就发愁。
如今，农村的80后、90后大多在外打工，消费观念基本城市化，可自身收入和家庭条件有限，由此催生超前消费、过度消费。此外，传统陋习依然存在。一些女方家长直言不讳：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辛辛苦苦养她十几年，总得有点回报吧?因此，一些人要彩礼开口就是几万元。
最主要的还是攀比心理作怪。在农村，谁家娶媳妇、嫁姑娘，什么架势，附近几个村庄都知道，这也“逼”着一些农家咬牙撑场子。
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2012年当地办一场婚事，花费是农牧民家庭年纯收入的3至6倍，甚至10倍，一些低收入农牧户因此负债致贫。
婚嫁开支增加，亲友送“人情”也水涨船高。国家统计局青海调查总队发布：去年青海农村居民人均“人情”支出约762元，比前5年增加约537元，年均递增27%，高出近5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12个百分点。
重庆市南川区金山镇有个“特殊”村规
民间限宴令，酒席去七成
宴席泛滥礼金看涨
有人送出去的礼金超年收入的1/3
“2011年9月，家里连着20天都没开伙做饭，天天都有宴席要去。”村规民约出台前，民间宴席的泛滥让重庆市南川区金山镇小河坝社区居民黄翠屏深受其苦，“乡里乡亲的，别人家里办酒，不去的话抹不开面子。”
“要说婚丧嫁娶办酒还正常，那么以小孩满月、升学、建房、搬家、生日等各种各样的名义大办酒席，就不太正常了。”小河坝居民李光让还列举了“更不正常”的现象：一位老人六十大寿，3个儿子轮番为他办寿宴，连着请了3场;一名中年人自家父母过世了，却把住在外地的岳父岳母接到镇上，操办寿宴;有些人到三十岁、四十岁的生日也大肆设宴。
据粗略估计，过去金山镇一年举办的各种民间宴席多达500余场。“平均算下来，办一场要摆80多桌。”居民王怀书在集镇上经营“宴席一条龙”服务，近年生意很是红火，“桌子不够，大家就排队轮着吃，从中午11点开席，吃到下午3点还没完。一般每桌有16个菜，很多都吃不掉，最后都浪费了。”
在金山镇，2010年时，一般的亲戚朋友间，礼金还是30元起;2011年，行情就涨到了最低50元，关系好的，得送两三百元。“没办法，大家都这样，给少了显得小气。”黄翠屏说，镇上有些人在外务工，但听说别人家办酒，还赶火车、搭飞机回乡出席，“不然就好像不重视”。
每次赴宴，黄翠屏脸上总是笑呵呵的，心里却一直会为礼金的事犯嘀咕。“虽说跟城里比，乡下礼金并不高，但耐不住送的次数多。”黄翠屏在家务农，丈夫在外打工，家庭年收入勉强能达到3万元，可每年赴宴送出的礼金就要用去1/3还多。黄翠屏家的收入在镇上已算中等偏上。去年金山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才6800元，对困难家庭来说，礼金压力更是让其“雪上加霜”。
一方面，送礼赴宴者叫苦不迭;另一方面，许多人又想借各种事由大办宴席，收回礼金。大办宴席愈演愈烈，似乎走进了“死循环”。
政府推一把群众来表决
村民提出的限制宴席措施更严
去年以来，金山镇政府不断接到群众的信件和来访，反映宴席泛滥带来的苦恼。此时，南川区纪委也要求各乡镇，探索将此前在全区党员干部中执行的“限宴令”，向普通群众延伸。
“我们尝试着做些什么。”镇长杨同国言语诚恳，“出台村规民约前，自己心里也没底。”党委政府可以监督党员干部，可对群众的自发行为该如何限制?如果限制，会不会有人不答应?
金山镇决定通过村规民约来倡导风气转变。他们拟定了初稿：其中明确限宴令的适用范围为辖区内所有家庭和全体村(居)民，并划分了哪些宴席能办、哪些不能办，还对违规乱办的行为提出了惩处措施。
去年7月，金山镇又问计群众，召集全镇5个村社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和老同志代表等80多人，先后3次座谈、听证。
镇干部发现，群众不仅对限宴令热情很高，而且提的建议比原本拟定的还要严格。按照初稿，老人60岁以上(含60岁)的满十酒属“允许办”，但不少群众提出，这种情况应该“限制办”，须加上“只能夫妻合办”这一条。针对违规乱办的行为，也有群众提出“取消他的低保户和贫困户资格”，理由是“既然有钱办宴席，就不应该领国家的补助金”。经过讨论，这两条建议都被写进了终稿。
几易其稿之后，村规民约最终交由5个村社的全体居民表决。“绝大多数都举手赞成。”在杨同国看来，宴席泛滥之风，靠群众自己解决不了，需要政府出面推一把。每个村社还由群众推选出7人以上组成宴席理事会，具体负责限宴事宜。
2012年9月1日，在金山镇的农闲季节、也是“宴席高峰期”到来之前，村规民约正式付诸实行。黄翠屏的感觉是，“心底松了一口气，不然可能又得借钱度日了。”
要办需审批执行不含糊
规定实施以来，宴席比往年减少七成
近日，记者在金山镇政府看到厚厚一沓《申办宴席审批表》。审批表上，填写着申请人的基本信息、申请理由、申办桌数，并附有农业社组的意见、宴席理事会初审意见和村(居)委会审批意见。如今在金山镇，所有村民必须填写这张表，并在后附的承诺书上签字，经审批通过后，方可举办宴席。
在最终出台的《村规民约》上，明确了允许办的宴席包括婚丧嫁娶，以及老人80岁以上(含80岁)的满十酒;搬家酒、新居落成酒、升学酒、参军酒、周岁酒、开业酒、任职升职酒和60岁以下(不含60岁)的生日酒则一概禁办。
“这事儿政府帮我们省了大钱，可是件实实在在的好事。”过去10个月，黄翠屏只参加了10场宴席，相当于此前一个月的数量。而在金山镇，自去年9月到今年6月初，全镇共收到151场宴席的申办手续，批准举办了138场，比往年同期减少七成。
村规民约中，对乱办宴席的行为提出的惩处措施包括：没收乱办宴席所得礼金，用于村级公益事业;断水、断电、断气，中断其违规行为等等。“有人说，这些措施不太‘讲究’，但起到的警示效果确实不错，到现在没有出现一起违规行为。”杨同国表示。
“现在办寿宴，需要出示身份证，确实到了年龄才可以办。”去年，鲜孝生被群众推选为宴席理事会理事长，年届七旬的他审批起来一点也不马虎，“大家都是举手通过了的，必须认真执行下去。”
限宴令的执行，让之前一年能办3000多桌酒席的王怀书生意冷清了下来。“刚开始想不通，但现在看来，对大家来说是件好事。”他也理解，大办宴席耽误时间、卫生也难保障，确实值得约束。
“政策要一步一步来。”杨同国认为，限制民间宴席，不能不作为，也不能“吃猛药”，要逐渐扭转风气，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
据了解，南川区纪委正在研究方案，将金山的探索推广到全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