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总工会近日发布《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报告称，中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在1亿人左右，其中已婚者仅占20%左右。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6月21日《工人日报》)。
虽然走在城市街头，身边不时会有青年民工擦身而过，虽然对于这一群体的感情世界，舆论也偶有窥探，譬如“临时夫妻”话题在前段时间的热炒，但当上述研究报告将80%的未婚比例作为因数乘在数以亿计身着“新生代农民工”标签的青春生命之后的时候，得出的结果还是着实让公众不由一惊。
其实，与常和父母在梦中聚首的6500万农村留守儿童一样，8000万踌躇于婚姻殿堂之外的新生代农民工，于社会发展的分量，并不是一句“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便可以让公权与公众对其“举重若轻”。当关于“终身大事”的烦恼成为一个正在兴起阶层的普遍焦虑，并横亘在城乡统筹时代轨道上的时候，“谈婚论嫁”便不再只是令人扭捏的生活隐私，而应该被升华为一个事关稳定与发展的严肃社会课题。
家庭观念的相对淡漠被认为是新生代农民工区别于他们父辈的显著代际特征。这种差异更多源于两代人“被城市化”不同时间节点下的社会与观念背景。
第一代农民工在告别故土之前，大多已经组建家庭，在汹涌打工潮的裹挟之下，他们或夫妻共同进城，或忍受两地分居的情感煎熬——虽然亦有调查显示，后一种生存状态下的农民工家庭稳定性正逐渐减弱，局部地区农民工整体离婚率近年呈明显上升趋势，但对于风华已逝的这一代人来说，一方面有子女作为夫妻间的感情纽带，另一方面对传统观念的恪守和晚年生活的忧虑，更让他们即便感情已然破裂，也缺少提出分手的勇气。
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进入城市，往往刚出中学校门，甚至早已辍学，情窦虽已初开，却尚未到谈婚论嫁的年龄。脱离了农村的熟人社会，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范围不再局限于家乡附近的“十里八村”。在灯红酒绿城市生活的熏染之下，他们的婚恋观已经与父辈迥然有异。他们中的许多人，情感生活早已挣脱了礼教观念的束缚，更不会将一纸结婚证作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必要诠释。不过，对于更多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让他们迟迟不能组建家庭更为重要的理由，并不是“婚姻是爱情坟墓”之类略带诗性的“浪漫恐惧”，而是变动不居的打工生活、坚如磐石的户籍壁垒——对家的迷失，最终让结婚成为一种奢望。
俗语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西厢记》等传统戏文中，“二八(16岁)佳人巧梳妆”等在被人们的反复咏唱中，成为旧时少女芳心萌动的历史意象。进入现代社会，虽然伴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加，婚育政策不断调整，特别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男女的结婚年龄，但在许多农村地区，除了成功跃出农门的一班学子之外，长辈们“早配姻缘、早生贵子”的声声呼唤，仍然作为一种巨大的舆论压力，让许多男女青年早早便走入了婚姻生活。同样，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除了自身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夫唱妇随、妻贤子孝”的古训也正不断将他们推向婚姻之门。不过，对于这一群体来说，城乡间的生存夹缝让他们难以停下奔波的谋生脚步。而在对务工地缺少归属感、田园故土已然难以回归的情况下，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尽管早已过了晚婚“当婚”年龄，但也只能将建立小家的愿望深深埋藏在心底。对于逐“薪金水平和工作机会”而居的这个群体来说，流动成为他们的生存常态。而这种流动性，既增加了农民工寻找固定伴侣的难度，也让成家后夫妻感情的维系面临更多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八成未婚原因固然颇多，这种群体性晚婚或不婚甚至可对人口控制有正向作用，但当一种饱含生存无奈和呼唤制度变革的复杂情感让待婚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集体选择的时候，必要的人文与政策关怀也已经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