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口号一直在喊，有观点认为城乡发展一体化就是农民进城和资本下乡。对此，您怎样理解？
贺雪峰：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大都被当作了一个负面词汇，其实，城乡二元结构也可以是一个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在改革开放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和农村是一种剥削性结构，虽然其存在具有历史合理性（新中国选择重化工业优先的现代化道路，需要从农村获取原始资本积累），在当前条件下这种剥削性城乡二元结构理应破除，且实际上也已经被破除掉了。
其主要表现就是，城市户籍上的福利含金量很少，而农村户籍上的福利含金量却不可小视。因此，众多调查表明，农民普遍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即使保留农民在农村的承包地，绝大多数农民也不愿意要城市户籍。
当前仍然存在体制性的城乡二元结构，与过去的剥削性结构已有极大不同，过去城乡二元结构中对农民的剥削性制度已被消除，而对农民的保护性制度安排仍然存在。我们现在尤其要防止有人借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将保护农民的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一并破除。有人理解城乡发展一体化就是农民进城和资本下乡，这种理解是片面的。
原因是，即使部分农民进城，留在农村的农民人数依然众多，且进城农民可能失败，他们进城失败之后还要返回农村。而资本下乡亦要慎重，至少政府不应通过政策和资金扶持资本下乡。农业GDP总量是有限的，资本下乡是要赚钱的，也就是要分享农业GDP，在当前农民人数依然众多且仍然要依靠农业来获取收入与就业背景下面的资本下乡，对农业也许是好事，对农民却一定是坏事。
农村是弱势农民和弱质农业所在地，是以一个个熟人社会基础上的村庄组织起来的。农民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方式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农民经营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土地，家家户户有农家小院，过着有根、有意义的生活。这样的农村为中国9亿农民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提供了底线。
保护农村就是保护农民和农业，就是维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底线，就是让农村继续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发挥作用。基础性的、底线的、弱势与弱质的农村，显然不是任由市场起决定作用的领域，基本保障是不可交易的，农村还需要国家着力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来给予保护和保卫。
记者：您认为进城农民绝大多数都保留了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和住房，是为自己进城失败留下退路。您如何看待这种中国式的城镇化道路？
贺雪峰：这些农民的进城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在城乡之间往返，更非全家进城，而是适合进城的年轻人进城，不适合进城的中老年人和儿童留村。这种中国式城镇化的坏处是产生了留守问题，城镇化也不彻底，好处则是因为进城农民失败有退路而没有在城市形成大规模贫民窟。
因为大量中老年农民留守农村，虽然农民进城了，农村耕地却很难规模经营，小农经济仍是汪洋大海，现代农业发展不起来，农业现代化也颇困难。不过，正是因为有海量留村务农的中老年农民，中国农村的耕地都被精心耕种，农产品产出率极高。
中国式城镇化与中国当前所处发展阶段有关系，只要中国农民进城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的机会不够高，在城市安居难度大，农民多次性地在城乡往返就具有合理性。只有当多数进城农民都比较容易在城市获得安居所需的就业与收入，国家有能力为少数进城失败人口提供可靠保障时，农民才会放心进城而放弃家乡。
而唯有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产业进一步升级，技术不断进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中国城市才可能为所有进城人口提供安居的条件。在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过程中，正是当前中国式的农民多次往返于城乡间的城镇化，为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所必然遇到的艰难险阻提供了缓冲，也是未来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保证。
从当前中国国情来看，城市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极，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城市全面深化改革与农村保持相对稳定是相辅相承、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关系。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有时候，不改才是大智慧。我以为，现行农村基本制度正是中国过去30年保持了发展中的稳定的秘密，也是未来30年支撑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制度红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