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本生”到沃顿商学院
广州日报：你一路走来都是佼佼者？
孙宇晨：其实我以前学习成绩很差，在惠州读书，读到高二成绩都很差，在三本左右徘徊。高三用了一年时间，从300多分，上升到650分，翻了一倍。
高二时，我得了第九届新概念作文一等奖，也是靠那个获得北大的20分加分。我觉得长期生活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下，个人的自尊心被压抑了。很多人都觉得你不行，弱爆了。虽然我得了新概念一等奖，但高考作文分数还是很低（笑）。
广州日报：大学之后呢？
孙宇晨：后来我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又转系到历史系。在北大期间发生两件事：我选北大学生会主席，因为我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比如“直选”，后来就被叫停。第二件事就是，北大推行“会商制”，把每个学生进行等级，分批进行“治疗”。我当时就批评了这个事，上了《亚洲周刊》的封面。
广州日报：大学毕业之后做了什么？
孙宇晨：2011年，我大四毕业后，去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我的导师是沃顿商学院研究中国公司最有名的教授Marshall Meyer。柳传志都是他的学生。
从美国回来后，在中金实习，然后去美国工作，后来我就带着ripple回国了。其间，我投资了比特币、特斯拉等。
90后的标签是“无情”
广州日报：你觉得90后的标签是什么？
孙宇晨：我觉得90后是比较无情的。比如说70后、80后遇到一个产品不好，不会去找老板提意见，勉为其难用一下。就像张天一说他的父母非常不容易，早晨5点就起来做煎饼果子。但绝大多数90后会觉得：滚你丫的，做这么烂，走。根本不会给你面子，是完全残酷的市场经济淘汰法则。
广州日报：你们怎么看张天一卖米粉？
孙宇晨：几年前当时有校友去卖猪肉了，被人笑话。但现在张天一卖米粉，就没有人在意了，甚至成为一种标杆性行为。大家观念变化很大。
郭列
给大公司打工只是被分配任务
郭列是穿着一身黑色T恤，夹趾拖鞋，刘海长得差点要盖过眼睛的消瘦男孩。说起话来，略低着头，声音温柔。
他是一周内新增用户2000万，最多一天新增500万用户，App排行曾经第一的“脸萌”的掌门人。他的公司目前已确定数千万A轮融资，9名90后团队创造了估值过亿。
从“学渣”到“挑战杯”总决赛
广州日报：谈一谈你的成功？
郭列：不复杂，学习不太好。
高中叛逆期，我喜欢古惑仔，觉得很酷，当时也很脑残。不是特别听话，还打过两次架，第二次较严重，人家报警，自己也满18岁了，班主任在操场哭。我想，打架我都没哭，班主任哭什么，我很感动，也很自责。
当时有想过要不要辍学，但班主任说很看好我，家里人也没怪我。我非常感动，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班主任和家长。
后来，我给自己定目标，希望为他们考一个好大学，不是为我自己。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晚上12点半睡觉，把手机一关，整整一年，我从一个学渣慢慢逆袭。
广州日报：顺利考上大学后呢？
郭列：很迷茫。我曾给班里同学写邮件，说不打算做本专业，上课看不到我不要太想我，现在想起来挺傻。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做“挑战杯”创业赛的学长，他的经历，吸引我去尝试创业比赛。
我从一个人开始，到处贴传单、找人，整整一年。当时目标是希望从100多所学校中，走到全国总决赛。一年后，我们成功地闯入了全国总决赛，在上海被其他学校PK掉了。这个旅程让我觉得创业很好玩，跟团队在一起很开心。
创业瘦得让父母感觉像吸毒
广州日报：你还在腾讯工作过一段时间，为什么辞职了？
郭列：当时，我对进到腾讯的憧憬是，应该是像现在这个样子，拿着麦克风跟大家介绍我的产品。但腾讯有2万人，你只是其中之一。你有很多东西要学，更多的事是大家分配给你的，这就会有点问题。
广州日报：自己创业是不是比给人打工更有快感？
郭列：其实，做完“说说”，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开始过苦日子了。
之前在腾讯，几百个同事，大家天天玩得很High，有很多活动、兴趣组、聚会。创业后，一个人在家里，像一个傻子，一起床走到客厅，整个房间只有你一个人，有时候变成有点儿像精神分裂，会自言自语。
另外，创业时发现钱不够用，要省着用，花6.5元吃两顿。去年创业一年，从120斤瘦到了100斤。其间，还要顶着父母的压力。本来找到工作，爸妈很开心。出来创业后，他们会很担心，有时候回去穿得破破烂烂的，也很瘦，他们感觉我像在外面吸毒。
广州日报：脸萌不可能永远是第一，现在玩的人也越来越少？
郭列：每个产品都有自己的使命，完成后不需要对它有过高的预期。
其实它是一个过程，不是结果，包括我们现在连自己玩脸萌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觉得它已经不能让我们兴奋了，我们希望做让我们兴奋或者更好玩儿的一些事情，我们把整个创业当做一个过程，无论它成功或者失败，我们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和一群人做一件不平凡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