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包干开始依赖土地
1976年，陈厚坤在小心翼翼中发现，自己已不是“敌人”。村里人之间似乎又有了往日的和煦。低调至1981年，陈厚坤终于看到了明光。当年，赵东村开始推行始发于安徽的包干到户，他分到了土地。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稳定的依赖。彼时，他的儿子陈震界已是十几岁的小伙。
陈金宏与陈厚坤家紧邻。陈金宏的长子陈瑞旺继承了父辈的光荣，上世纪80年代顺利参军。几乎与此同时，陈震界开始外出谋生。那时，外出打工被称为“搞副业”。一切似乎并未有大的改变：几年后，陈瑞旺复员，陈震界在外地与故乡间辗转，两人都依旧是贫苦的年轻人。
“副业”大潮愈盛的年代里，陈瑞旺也外出谋生，几年打拼后，他成为一名包工头，陈震界依旧是一名地道的农民。见多了外面世界的陈震界，相信种地是较牢实的生存之道，但部分村民开始相信，农村人家的草房、瓦房终将被洋楼替代。为此，陈与人争执多次，“你说拿什么来建楼房?”
为解决抛荒政府曾征抛荒费
1999年，陈震界终于相信，他也有机会建起楼房供家人居住。读完初中的儿子离家打工，逐渐殷实的陈震界开始筹划建洋楼。当两层半的洋楼建起时，最高兴的是他的父亲陈厚坤。“刘伯温曾说楼上楼下，灯头朝下(电灯灯泡下垂，与油灯恰相反)，现在都实现了”，陈厚坤感慨历史的变化与相传的刘伯温预言的契合。
不过，所有的欣喜里也夹杂着隐忧，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土地抛荒愈加普遍。为了因应这一变化，政府开始征收每亩300元左右的抛荒费。老年人心痛耕地荒废，年轻人追求着外面世界的精彩。年轻的村民陈启兵与陈信，抓住了这个潮流里的机遇：他们回乡承包大片耕地种田，付出的成本是帮助抛荒人家缴纳抛荒费。这是最发端时期的操作模式。
时易境迁，抛荒费被废除。陈启兵与陈信获得的利润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谈及一年种地的收入，两人均笑而不语。不过，村里人预测，种了近20亩地的陈信，一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陈信愿意承认的是，在家集中种地的收入不比在外打工低，最关键的是，他还能照顾家里的一对儿女。2012年，陈信的大儿子考上大学。陈信一直执意于不让两个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儿子考上大学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赵东村人期盼耕地产业升级
2013年正月，陈信要外出打工的信息在村里传开。对陈信而言，这是相当无奈的选择，虽然他很想继续以种田为生。去年10月份始，外地人在村内的走动撼动了陈信谋生的基石。外地人愿意以每年每亩350元的价格承租村内耕地集中种水稻，“陈信种人家的地，基本不用给钱给物，人家抛荒了也是荒着，也没人管。”
“村里现在基本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都出去了，田没人种，有人租那是最好，我们还能拿些租金。”在赵东村人的眼里，这是一件好事。“以后的大趋势，可能还是农场制。”身为麒麟镇中心学校老师的许宜宾说，产业化发展无疑更有利于耕地效率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