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应着眼农民的长远福祉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山
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是对资源要素分配的重新调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是基于何种考虑?农村发展的活力在哪里?怎样才能释放出来?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山。
记者：近年来走进农村，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装修得很好的房子大门紧锁，村里村外所见多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您如何看这样的现象?
张晓山：农业、农民、农村发展三者密不可分。农村建设得再好，没有人发展不起来;有人在，没有产业，人也呆不住，所以新农村建设首要的一条就是“产业发展”，有产业才能有就业机会，人们才能通过就业增加收入，才能聚集人气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接下来的问题是发展什么样的产业。现代农业要提供满足消费者对优质安全农产品的需求，农民要增加收入，但是在农村和现代农业发展中，粮食与经济作物的种植如何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要怎样协调发展，非农产业要怎样形成集聚效应?各地要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来确定各自产业，而不能发展污染型产业，或是产能过剩的产业，因为这种产业的发展不是符合社会进步需求的。
另一个问题是在产业发展中，城市和农村怎么协调，大中小城市怎么协调。过去的发展，都是优质资源向北上广深等大城市集中，现在说要发展农村，发展小城镇，需要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医疗资源等各方面资源向这些地方均衡分布。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首先是个质量的问题。不解决资源分布重大中城市重沿海轻小城市轻农村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实现公共服务质量上的均等化。
近年来几个一号文件的基本思路没有变，农业农村发展需要解决深层次的问题，而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并不是农业、农村自己能解决的，而是依赖于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格局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发展要增加活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行的，必须同宏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所以这次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土地确权、改善民生等问题，都涉及到怎么深化改革、怎么合理配置资源、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些相关的问题。
农村的发展，一是产业的发展，二是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三是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化。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农村才能不再只有儿童、妇女、老人“三留守”，外出打工的农民才愿意回乡创业，才能够在农村安心发展。农村发展有中坚力量，农村才能比较繁荣，农业也才能发展成为有竞争力的、适度规模的、质量安全有保证的现代农业。
需要注意的是，在强调“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同时，还应该强调“谁来管理”、“怎么管理”、“谁来监督权力的运行”。为此，一方面要转变政府职能，把资源向基层倾斜，另一方面要在基层建立民主机制，把村干部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保证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在机制健全的情况下，再发展起产业，有公共服务配套，有金融支撑，这样的农村才是有活力的。
记者：农村并不是没有活力，怎样才能将活力释放出来?
张晓山：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在30多年的发展中我们也有很多经验教训，现在应该考虑怎么发展道理才能真正硬。发展要能够真正满足人的需求，真正提高人的幸福指数，也就是生活是舒适的，环境是好的，吃的不是三聚氰胺，呼吸的不是废气，白天能看到蓝天，晚上能看到星星，土里有蚯蚓，塘里有青蛙。农村的发展，要把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精华结合起来，而不是把二者的糟粕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符合广大农民的福祉。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的发展应该是多元化的发展，不能把所有的农民都赶上楼，而要在保持青山绿水的前提下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发展适合的产业，在此过程中使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能够创业。是追求短期效益还是追求长远收益，思路决定了发展方向，农村的发展千万不可急功近利搞“一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