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彩礼：“农民有苦难言，心里盼着有个台阶下”
随着彩礼价格不断上涨，娶妻难成为困扰贫困地区农村家庭的头号难题。天价彩礼既让农村老人负债累累，失去晚年尊严，也牺牲了年轻人的创业基础。
在河南一些农村地区娶媳妇流行这样一张彩礼单：“万紫千红一点绿”“一动一不动”。即5元人民币1万张，100元1000张，50元若干，总计约合15万多元，外加一辆小汽车和一套房子。此外还有“换手绢”、三金三银等，娶媳妇得花费三四十万元。在江西农村，同样流行关于彩礼的一些说法，如“三斤一响”，三斤100元人民币和汽车；“前四后八，一动一不动”，见面礼4万、结婚8万、一辆轿车、一栋楼房……
高额的结婚彩礼成为不少农村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据河南台前县文明办调查，农村结婚有80%得向亲戚借钱或借高利贷。“农民一年也就三、四万元收入，为了给一个儿子娶媳妇，需要省吃俭用积攒一二十年。”台前县文明办主任蒋坤说，“辛辛苦苦一辈子脱了贫，一夜之间又返贫。”
刘成良说，天价彩礼不仅影响社会风气，更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大量存在的农村离婚纠纷、民间借贷纠纷，背后都有高价彩礼的影子。而那些被彩礼透支的农村老人也重新返贫，陷入老无所依、病无可医的困境。
天价彩礼超出大部分农村家庭的承受能力，农民对此意见很大。采访中，有村干部谈到，现在农村的男婚女嫁，双方父母坐在一起讨价还价，像买卖猪牛一样，婚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河南焦作市武陟县北贾村党支部书记肖银运说：“在攀比的风气中，农民有苦难言，心里都盼着有个台阶下。”
移风易俗，难点何在
半月谈记者 孙志平 李亚楠 王林园 孙清清
治病必先究因。乡风异变有性别比例失调、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等客观原因，也有爱慕虚荣、互相攀比等主观因素，再加上部分农村长期存在的自治乏力、引导缺位等，要想打赢这场乡风保卫战，绝非一时之功。
半月谈记者采访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基层干部和专家等认为，应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自治力量，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持之以恒，方能让好家风、新乡风由部分地区的小气候变成全社会共同遵循的大气候。
性别比例失调，社会转型冲击
李华是河南温县武德镇乡东张相村的金牌媒人。今年春节，不少适婚小伙的父母来找她说媒，可她却爱莫能助。“有些小伙子家里盖了两层小楼，还买了轿车，条件很好，可惜我手里没有资源。”
“过去重男轻女思想太严重，现在农村姑娘少，我在村里已经好几年没说合过婚事了。”李华统计了该村三条主街道的适婚男女，男孩54人，女孩25人，周边村镇的情况也差不多。这样的状况下，女方自然会抬高彩礼金额。
农村适婚男女比例失调，是彩礼节节攀升的重要原因。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我国已持续30多年出生性别比偏高。
外出务工又加剧了这一比例失衡。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樊明说，很多农村女孩因求学和打工，大量离开农村，并且不愿意再回来，这使得农村男性可选择余地进一步缩小，即使那些没有能力留在城市的农村女孩，也希望寻找条件好一些的家庭，而彩礼钱，就是男方家庭实力的一个象征。
相比彩礼攀升，农村人情异化的原因更为复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曾对此进行过专门调查。他认为，农村人情异化的核心是人情工具化，利用人情赚钱，或利用人情进行恶性攀比。
贺雪峰说，在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村庄边界开放、农民社会交往增多的背景下，人情回报的预期普遍变短，人情短期内的不平衡引起多收人情家庭还回人情的压力，和多送人情家庭收回人情的动力，于是，新的人情名目被开发出来，导致其在短时间内极度膨胀，五花八门。
农村一旦形成这样的风气，势必造成盲目攀比、铺张浪费。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春亮说，当办红白事收人情可以赚钱时，酒席上的浪费也就越来越大。即使所有随礼金额收支平衡，但因为办酒太多，大量人情礼金变成酒席费用，农民手中的钱就被白白吃掉或者扔掉了。
村民自治乏力，政府引导缺位
贺雪峰调查发现，南方一些宗族力量较强的村庄，因为存在强有力的公共规范，面对社会转型时，人情可以保持相对稳定，而中部地区很多宗族力量较弱，或者已不存在的村庄，因为缺少强有力公共力量的保护，人情很容易发生变异。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凡是在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较强，或者基层党组织力量较强的村庄，乡风异变相对较弱，对异变乡风的治理和引导，也相对更有成效。
河南洛阳市栾川县狮子庙镇南沟门村，共有2000多口人，此前，村里三天两头有红白事和名目繁多的宴席，村民几乎一半的收入都花在请客随礼上。为此，村里还多了句俗语：“出礼待客两不划”，即随礼的人随不起，操办的人办不起，算下来大家都不划算。
该村党支部书记孙文貌说，去年以来，由党支部牵头，组织村里有威望的人成立红白理事会，制定了《南沟门村红白理事会章程》，规定凡该村村民，摆桌不能超过20桌，随礼不能超过50元等，有效刹住了宴席、随礼过多的不正之风。
据记者调查，像南沟门村这样，通过党支部主动作为，带领村民自治遏制不正之风的村庄并不多，即使有，也多局限于一乡、一镇或一村内部，影响范围有限。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雷望红发现，一些村党支部、村委会缺乏制定规则的动力和权威，导致老百姓只能被异变潮流牵着鼻子走，无力脱身。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此前在遏制乡风异变过程中也存在缺位现象。一些人认为婚丧嫁娶、摆席设宴属于老百姓自己的事，政府出面管理这些事情，属于越俎代庖。
栾川县文明办主任段秀玲认为，村民自治不力，不完全因为基层党组织、村委会软弱涣散，而是因为上级不出面引导，很多基层党组织、村委会就会认为彩礼、人情等都是群众私事，他们不便出面干预，最终致使乡风异变愈演愈烈，积重难返。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通许县大岗李乡村医马文芳对乡风异变也深有体会。他认为，在一些人情规则异变的农村地区，如果没有政府介入引导，老百姓将长期陷入人情债中。
樊明也认为，移风易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政府应尽的职责范围，当然也不能滥用行政之手乱作为。应该一方面通过宣传倡议，痛陈陋习之弊端；另一方面，通过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力量，引导社会风气自我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