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社会学工作者最近创造了一个新词儿：边缘中产阶级。
他们认为，中产阶级的划分是按照4个标准：收入、职业、教育、生活水平。一部分年轻人的教育和职业能达到，收入和生活水平没有达到。这部分人可称为“边缘中产阶级”。
根据本刊采访调查，“边缘中产”呈现两个特点：一个是知识层次越来越高；另一个是受户籍困扰，农村中走出的精英的“双漂”现象已经相当普遍。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高房价成为阻碍“边缘中产阶级”人生晋级的最大障碍。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试图发现这个新群体，描述这一群体的变化及变化的原因。
“高知”蚁族
2007年至今，廉思对于“蚁族”的跟进式调查，已经6个年头了。这6年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都发生了很多改变。
6年里，廉思读完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后，到了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担任副教授。廉思的身体开始发福，廉思课题组的团队换了一拨一拨的人。
“蚁族”曾经大量聚集的唐家岭拆了，电视剧《蚁族的奋斗》中的唐家岭只存在于一代“蚁族”的记忆中。后唐家岭时代里，当年的“蚁族”一部分散落到北京城市的各个角落，一部分去了外地或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关于奋斗的故事换个场地，继续上演。
廉思最新的调查发现，“蚁族”的变化让人喜忧参半：群体规模在增大，学历层次在提高，聚居类型在变多，经济状况在改善，权益保障在增强。另外据廉思的调查数据，“蚁族”群体中研究生学历比例又有所提高，达到7.4%，“硕蚁”正成为一种新趋势。
然而廉思也发现，“蚁族”的住房条件依然差，生活环境依然存在隐患，社会不公平感仍然强。正是对于“蚁族”现状的担忧，让廉思一直保持对“蚁族”的持续关注。
城市新移民
廉思的思路是在不断地调研过程中随着调研主体的变化而形成的。
随着调研的深入，廉思发现“蚁族”的范围开始扩大，与白领的重合度越来越高，相当一部分人“白天是白领，晚上是蚁族”，他转而开始关注“白领”群体。
在这个过程中，他又发现“蚁族”和“白领”大都属于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流动加快的背景下形成的移民阶层，于是他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青年移民群体中的第三种人—农民工。2012年5月到10月，廉思带领课题组完成了北京新生代农民工调查。
正是在这些循序渐进的调研中，他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城市新移民。
由廉思主编的中国第一部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年出版。在“转型"三峡"中的新移民宣言”一章中，作者将“城市新移民”定义为：年满16周岁且1980年以后出生，在城市工作、生活而没有取得该城市户籍的中国大陆地区居民。“户籍”成为一个最重要的考量指标。
研究报告指出，这一群体具备“双重边缘人，难融入城市，难重回乡土”、“群体规模庞大，内部分层且联系紧密”、“舆论表达锐化，争取话语权利”、“住房条件较差，聚居特征明显”等特征，明显区别于城市青年和农村青年。
廉思在近6年对新生代移民阶层的实地调查中发现，白领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和需求最高；其次是作为第二梯队的“蚁族”有可能融入，因为有上升的可能性；最后是农民工，他们最不可能融入。
根据廉思课题组的保守估算，当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数量高达1.5亿人左右。他们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是社会变革的承担者。他们既有青年的特点，也具移民的特质，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他们在梦想与现实间彷徨奔走，在机遇与挑战中艰难前行。
“知识”与“力量”渐行渐远
廉思认为，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三个重要的拐点：第一个是以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始消失为标志的刘易斯拐点；第二个是以人口抚养比的止降反升为标志的老龄化拐点；第三个是以中国内地城镇化率突破50%为标志的城镇化拐点。这三个拐点的同时出现，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指标性信号，使转型的中国面临着更多更大的挑战，对当代青年而言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
在2009年出版的《蚁族》一书中，廉思首次提出“蚁族”的概念，第一次向社会揭示了“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生存状态。廉思认为，“蚁族”的出现，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背景下“知识”与“力量”逐渐背离的趋势。
从八九十年代农民工的艰难生存状态，到21世纪初“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成为弱势群体，再到近几年“蚁族”和“白领”的重合程度越来越高，又到现在“蚁族”不断地向硕士毕业生、“海归”等群体蔓延。知识与力量背离的趋势愈加明显。
以学历资本为代表的文化资本，在中国阶层晋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机制究竟是什么？
这也正是廉思研究高校青年教师的深层次逻辑—与“蚁族”相比，高校青年教师在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高校青年教师却又处在知识分子里相对低端的位置。
通过深入调查，廉思得出来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