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黄瓜熟了，又得发愁找买家。虽说现在搞了农超对接，但咱农民跟超市讲价还是没底气，啥时候收、多少钱收，都是人家说了算，你也不敢不卖，要不回头烂在棚里损失更大。”
尽管如此，延津的基层干部们对于高效农业仍充满热情。“一旦搞成了，增收效果很明显。再说难搞也不代表就搞不了，农村现在有一批不愿意进城、又有文化的农民，他们就是开发高效农业的‘潜力股’。”
“要是农民都去种菜了，谁来种粮呢?饭碗咋能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我们有些担心。
“不会影响粮食安全。”县委副书记梁常运说，“县里正在搞的土地改造项目、荒地开发项目都能逐步提高全县粮食产量。”
“再说，咋可能农民都去种菜呢?咱县推广了几年，全县蔬菜、药材等高效农业种植也只有2万多亩。县里的思路是，不能全搞高效农业，因为留在农村的大多是老人和妇女，他们愿意种粮食，投入小、风险小;也不能不搞高效农业，这是实现农民增收非常好的增长点，还有潜力可挖。”
2013年，延津的目标是高效农业种植面积扩大到3万亩。
“现在主要的难点还是在资金，县级财政没有能力在项目配套、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农民最需要的方面给予更多的帮助。”梁常运说。
怎么种，“规模效益”从何来？
种粮食不挣钱，种蔬菜又种不来，干脆不种地了，把地租出去，一边拿租金，一边到外面去打工——在延津，一些农民就是这么做的。
在姜志岗的兴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办公室里，我们看到了一沓土地流转承包合同。
“租金：800元每年;租期：3年。”
2011年10月，姜志岗和同村另外4人组建了合作社，从村民手中流转了1000亩土地。“村民把地租给合作社，由合作社找人来种，每年从合作社收租金，年底还有200多元分红。”
“地租、人工、农资材料，成本可不低啊?”
“规模大了农资成本就降低了，而且种什么、怎么种都由我们说了算，一年下来收入能有个三四十万。”姜志岗说。
本以为这种能使双方受益的土地流转形式已大面积推广，可走了八九个村，发现远非如此，在村里问起土地流转能听到各种顾虑。
“农民没了土地，那不跟城里工人下岗一样啊?”
“把地租出去，要是不还咋办?”
“不种地，我在家除了带孩子没啥事干，年纪轻轻的天天在街上转，能好意思啊?”
土地流转后，人往哪“流”？
为解决流转土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延津在县城附近建了两个产业园区，6个乡镇建立了小型农民创业园，以吸纳就业。
虽然把农村富余劳力逐渐转向非农产业是个趋势，但完全实现仍需时间以及农民心态的转变。就我们观察，目前另一种模式更加普遍：农民加入合作社后，土地仍由本人耕种，但可享受合作社提供的供种、耕种、收割、收购等服务。
这显然更符合延津的实际，农民不离土，也能实现从传统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合作社是促成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
延津全县345个行政村现有合作社397家，但仍未实现村村有社。缺乏好的领头人、缺乏足够的资金、政府扶持能力有限等成为障碍。
“政策和资金还应继续向合作社倾斜。”县委书记李刚说，“合作社具有带动效应，能解决农民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桥梁。”
一周后，我们离开了延津。不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添活力”，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政策措施。10年后，延津的农民能否实现收入倍增?我们期待再到延津，感受国家政策扶持下农民生活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