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2011年郑州市纪委在调查翟振锋时曾得出结论称，翟振锋家庭自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一直经商（先后经营煤矿、造纸厂、房地产开发等），不能证实其拥有的多套房产购房资金来源违纪违法。
但熟悉翟振锋的人都说，翟振锋做生意一直不顺，曾被人骗去不少钱，打了多年官司，而造纸厂一年曾赔了50万元，第二年就关了。翟振锋的亲属也并不富裕，是随着翟振锋做项目而发达起来。
一位郑州市房产系统公务员说，翟振锋在房管局8年，他的家人，不少成了“房叔、房婶、房哥、房嫂、房姐、房妹”。
“稳赚不赔”的生意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二七区房管局办公室主任，她直接告诉我，“二七区房管局啥职能也没有”，“翟局长当年工作很好，看不出有啥问题。”如果房管局没有任何职能，翟局长又如何操控这么多的经适房项目？
整个采访并不顺利。在我四处采访碰壁时，网上关于《人民日报》记者连打民政部15次电话无果的帖子被热转，但民政部比起郑州市的政府机关，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郑州市的采访过程，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座中部省会城市政府某些部门对信息的封闭。无论是市房管局、市规划局、国土局、检察院还是二七区房管局、纪委、检察院，所有和翟振锋可能沾边的部门，只要去问，回答都是“我们不清楚情况”“领导不在”。
郑州市很大，坐出租车一家一家跑完这些单位要足足两天，但到了这些单位，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里一直等到对方说“我们下班了”。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二七区房管局办公室主任，她直接告诉我，“二七区房管局啥职能也没有”，“翟局长当年工作很好，看不出有啥问题。”
我实在忍不住反问，如果房管局没有任何职能，翟局长又如何操控这么多的经适房项目？
对方无言以对。
事发之后，还竭力粉饰太平，隐瞒信息，更遑论事发之前了，媒体和公众根本无从得知更多的信息，又怎么谈得上监督？
在翟振锋多个生意伙伴看来，翟振锋并不是个合格的生意人：他缺乏基本的契约精神，和合作协调的能力。
一位生意伙伴抱怨说，翟总是对工程自作主张，不听工程师的意见，也不考虑别的大股东的意见。“他决定了，就下命令，搞得工程一团糟。”
而另一位合作伙伴则看不惯翟克扣工程款和压缩原料成本的行为。“靠克扣工人工资和使用便宜的劣质材料是舍本逐末的行为，会给工程带来大麻烦，一个眼光稍微长远的开发商都不会这么做。”
翟振锋对利益的追求到了很多人不理解的程度，他开发房产可以赚数千万，但还要倒卖经适房，每套赚取3万-5万元的中介费。尽管签订了合同，但他总是找理由从自己的合作伙伴那里索要更多的利益。尽管他资金充裕，但对施工的工程队的工程款总是能拖就拖，能赖就赖。
但这些抨击翟振锋没有商业素质的人，却乐于和他合作，只因为，翟振锋“手里拿的项目稳赚不赔”。这令追求低风险，高利润的生意人趋之若鹜。
这些项目就是“经适房项目”。
“锦衣夜行”的权力
我的一位公务员同学专程打电话询问我，如何才能获得利益，又避免像翟振锋一样落得被法律追究的下场。我说，你可以比翟振锋做得更隐蔽，更巧妙，但没人可以保证永远不会暴露。
虽然翟振锋不是合格的生意人，但翟的合作伙伴都认为他在从政方面“有一套”。“翟振锋打通了区里、市里各方面的关系，拿项目办手续一路绿灯。”对于政府主导的经适房项目，大家都不认为这是商业项目，而将其看作“权力项目”。
翟振锋的权力公开在外只是一个房管局局长，担负二七区住房制度改革、廉租住房审批管理、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等多项职责。但在暗处，翟振锋运用他的权力经营着复杂的关系网。
也正是由于上下保护伞的遮风挡雨，令翟振锋多年来从事违法违纪的行为，毫无顾忌。他还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二胎，为一家四口办了双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