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正安县桴焉乡属于高山乡镇，近几年他们利用高山冷凉气候条件，大力发展生态茶园，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图为扶贫干部正在坪生村茶园查看茶树长势。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下图 贵州省正安县利用本地独有的方竹笋资源，扶持方竹笋种植、加工业，带动了全县7个乡镇一万多个农户脱贫致富。本报记者 黄俊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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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由于贫困县在国家政策层面倾斜多，我国贫困县数目只增不减，这就大幅增加了国家扶贫负担，使大量扶贫资金不能真正用到最急需的地方。贫困县不愿摘贫困帽、富裕县争当贫困县，是当前全国扶贫工作一大困局。
近日，贵州省扶贫办主任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经济日报》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2014年贵州省又有8个县、95个乡成功“减贫摘帽”，减贫人口达150万。据统计，2011年至2014年，贵州已有22个贫困县主动退出贫困县系列，贵州成为目前在全国率先建立贫困县退出机制并取得初步成效的省份。
为何在相对欠发达的中部省份贵州，贫困县纷纷主动申请“摘帽”？请看本报记者来自贵州基层一线的调研。
昔日也恋“贫困帽”
以贵州省正安县为例，如果戴着贫困县的帽子，每年仅扶贫资金就有5000多万元，转移支付也比别的县多4000多万元。实惠多，当然摘帽的难度也就大
冬日的贵州大山，依然满眼翠绿。隆隆的机器轰鸣声里，一线新辟的路基在层峦叠嶂之间直伸向远方。这是正在紧张施工中的习水至正安县高速公路。线路总长110公里，全部修建在落差剧烈的陡坡、峡谷上。据遵义市交通运输部门介绍，因地质条件复杂，沟壑较多，正安至习水高速公路桥隧比例达45%，每公里平均造价1.09亿元。
“在平原地区修高速公路，两三千万元就能修一公里。在我们贵州，每公里花上亿元是常事。好东西运不出去，想不穷都难。”正安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王志骨说。
贵州地处西南高原山地，石多田少，山高路难，自古民生艰难，因而，贫困县出奇地多。全省88个县市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就占了50个。
对此，兼任贵州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的陈敏尔省长则看得更深。他认为，贵州贫困人口绝对数、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重、贫困发生率均居全国第一，农村贫困面最大、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历史欠账多，虽然有经济、地理、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客观原因，但也有“等靠要”、惰性强的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还有事业心、责任感、危机感、能动性、执行力不强，以及对扶贫开发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够等主观原因。
“像我们正安县，如果戴着贫困县的帽子，每年仅扶贫资金就有5000多万元，转移支付也比别的县多4000多万元。”主动在2013年摘掉贫困县帽子的正安县副县长何祖华说。
贫困县的帽子只要戴着，就可以不断地享受诸多实惠。实惠那么多，难怪建立全国贫困县退出机制很难！
“与其他地方一样，贵州2011年以前也存在贫困县贪恋‘贫困帽’问题。”陈敏尔说。部分地方对扶贫开发认识发生了偏差，认为戴上“贫困帽”就冬暖夏凉，依赖性严重，不思进取，越扶贫越想保贫。
地理环境的差别，加上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阻碍了贵州省扶贫开发工作更快、更好地发展——2010年，贵州省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扩大到11075元，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扩大到2814元，与西部省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扩大到900元以上。贵州3个自治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30个自治州平均水平比，差距扩大到500元以上。
长此以往，怎么得了！于是，2011年春，贵州省委提出：完善扶贫开发激励机制，研究制定“摘帽不摘政策”的办法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加快脱贫步伐，切实解决在扶贫工作中的“等、靠、要”问题，让“减贫摘帽”是最大政绩的思想成为全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