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生长在岭南的异乡人，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陕西渭北高原从事旱作小麦育种工作，一干就是50多年。
他培育出的品种，让旱区小麦从亩产60多公斤一步步增长为亩产450公斤的高产作物，被当地农民亲切地称为“救命恩人”。
半个世纪过去，耄耋之年的陕西省长武县农技中心退休研究员梁增基，退而不休，依旧奔波在田间地头。
都叫他“旱塬上的袁隆平”
国庆节过后，新一轮的播种期刚刚结束，本应是育种工作者一年中相对轻松的时节，梁增基却如往常一样，来到位于长武县郊区农技中心的试验田里。
“最近的工作量很大，观察苗情要汇总资料。”他神情严肃地说。
光阴倒转回1961年秋天，原西北农学院（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专业毕业的梁增基被分配到长武县农机站。
长武，位于渭河以北、黄土高原边缘的“旱腰带”地区，十年九旱，自然条件极为艰苦，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彼时更是外人眼中的苦穷之地。
比起只有几间土坯房的农技站，更为困难的是当地极为低下的农业生产水平。摆在梁增基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场景：秆如茅草，穗如蝇头，小麦生产十年九灾，平均亩产不到100斤，农民常年啃高粱面的“黑馍馍”还填不饱肚子。
但这个出身贫寒的广东高州小伙子没有退却。培育出与旱塬相适应的小麦良种，让老百姓吃上白面馍馍，成了他最初的动力。
“冬天，实验室里像个冰窟窿，老梁经常边哆嗦边写材料；夏天，炙热的太阳晒得皮肤发疼，老梁在田里一干就是一天。”农技站的老同事段长林说。
50多年来，梁增基培育的“长武131”“长旱58”等系列小麦新品种，攻克了旱作小麦“冻、锈、旱、倒、黄矮病”五大难题，生产上由多灾变为基本无灾，由低产变高产，亩产由上世纪60年代61.1公斤逐步提高到现在超过450公斤。
“要吃粮，找老梁。梁老师是咱渭北旱塬人的救命恩人，大家都叫他‘旱塬上的袁隆平’。”村民薛玲草说。
如今，梁增基培育的品种不仅覆盖了长武沿线“旱腰带”地区90％的耕地，也在甘肃、河南、山东等省干旱地区推广300多万亩，综合效应超过40亿元。
耄耋之年不下“主战场”
当年和梁增基一同分配到长武农业系统的20多名大学同学，后来陆续调离，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留下的只有他这一个外乡人。
“咱搞农业的，在哪里都是一样。旱作小麦育种刚起步，不能半途而废另起炉灶。”梁增基身上，有股子“老广”的倔强。
作为有特殊贡献的专家，梁增基72岁才退休，但他却退而不休，试验田还是“主战场”，选材、杂交、播种、整理资料，依然是每天的“必修课”。
“最近，我新培育的‘长航一号’已通过省级审定，其高产性、抗旱抗冻性不亚于‘长旱58’，后面新的更优品种也正待出台。”提起自己的本行，老梁掩饰不住喜悦，“科技创新没有尽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享受，这不光彩！”
在梁增基的试验基地里，记者看到了一辆锈迹斑斑、坐垫裸露的自行车。直到两年前膝盖生病，他才告别了这辆骑了20多年的“老爷车”。
“一件白衬衣、一顶草帽，梁老师做起杂交试验起早贪黑，不喊累、不叫饿。我们做出的数据，他非要一一核对才放心，跟着他吃了不少苦。”梁增基如今的助手、80后农学硕士慕芳“叫苦”道。
梁增基并不是没有钱，他从1992年起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如今每月的退休工资有5000多元。多年来，各级组织先后奖励他十余万元，却都被他捐出资助贫困学生。
“2011年，市上奖给父亲5万元。当时我女儿刚考上大学，想让他资助一点，但他最终还是把钱捐了。”女儿梁瑞芳说，父亲总说，自己拿着工资，干出成绩是分内之事，奖金应该还给国家。
期盼更多年轻人扎根基层
读书看报，每天收看新闻，是他几十年不变的习惯。前年，他花2000多元买了一款智能手机，还与同行们建起了微信群，取名“桥梁”，意为交流业务的桥梁。
跟黄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老农人”梁增基对如今的农业发展也有着新的担忧。“农业收益太低，亩产千斤也就1000多元的收入，去除成本剩不到100元，打工几天就挣出来了。
梁增基说，颇令他痛心的，是基层农业人才的极度匮乏。如今的长武县农技中心，45个编制仅有32名工作人员，成为基层罕见的“不满编”单位。
“能者不来、来者不能”，梁增基这样描述，愿意从事农业研究的人越来越少，基层农业科技界面临后继无人的危险。自己退而不休，是责任心也有无奈。“作为县级科研单位，科研经费短缺，申请课题也非常难，年轻人就算愿意来，因为种种现实困难，也很难扎根基层。”
如今，除了希望能培育出更好的品种，梁增基最大的心愿，是能有更多人关注农业、关注基层，更多的年轻人能扑下身子，到基层为农业和农民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