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看着大量的撂荒地觉得可惜,加上租金便宜,就流转过来。等到干旱了才发现,上百亩的地块连口井都没有,现在合同都签了,想退地也来不及了。”徐从立说。
何泽富认为,除了薄弱的基础设施、难以预测的自然灾害外,一些政策瓶颈也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发育形成制约,比如融资体系不配套、农业保险不健全等。
全国种粮大户、河南息县彭店乡农民柳学友所在的合作社流转土地超过1万亩。他说:“现在种地成本越来越高,地租、农资随便哪项投入都得百八十万,以前的小额贷款‘不解渴’,有时候应急只好到处借钱。”
重庆江津区石蟆镇种粮大户陈立群去年种地赚了10万元,高利贷利息就还了3万多元。他说,跑农村商业银行贷款,只能贷到两三万元,程序还很繁琐,完全是杯水车薪。要解决资金困难,找民间高利贷是唯一办法。
王福军也担忧,高利贷种地蕴含很大风险:资金投入过大,一旦遭遇天灾人祸,种粮大户多年积累可能一夜之间“血本无归”。还不上高利贷,则很有可能成为“压倒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村里人都说我们种地像赌博。我也感觉自己像个空中飞人,没啥保险措施,看着飞得高,表面风光,一摔下来就是倾家荡产。”柳学友说。
由于上述多方原因,农业生产急需的人才资源也遭遇回流受阻现象。余登合介绍,2011年,一家高校的两位大学毕业生来到村里,投资12万元包了4亩地种植食用菌,一年不到就失败了,只好又回城里上班去了。
滑县农业局副局长韩国凯表示,以前常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但现在这样的局面正在改变。他说:“随着农业集约化程度的加深,专业人才匮乏的短板也将日益凸显。像大学生这样的‘好苗子’,稍加锻炼就能成才,如果留不住,实在可惜。”
新主体加快“非粮化”势头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为防范盲目规模化,对于达到一定额度的农业产业投资项目,一些地方正探索事前风险评估机制,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是,伴随新主体出现的“非粮化”新动向。
在安徽阜南县苗集镇,一家专业合作社流转了2000亩地种植黄梨。这家合作社的理事长兴致勃勃地介绍,挂果后每亩年收入接近万元,而前期苗木投入每亩仅1000元,算下来比种粮划算多了。“不少做生意的都回来包地搞这个,抢手得很。”他说。
安徽瓜农于庆海在河南息县流转了1500亩地种植西瓜。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种的都是“精品地”,土壤成分、交通位置、灌排条件都很好。“以前,这都是当地大户租来种粮食的,但西瓜效益好,我们出的地价高,农户当然愿意租给我们,种粮大户只能种赖地。”于庆海说。
在河南滑县、武陟县,安徽界首市等地农区,地租成本一般占到种粮大户种地投入的一半左右,地租价格水涨船高,明显挤压了种粮利润。界首市光武镇种粮大户齐岗说:“种粮一年赶不上种菜一月,粮食一亩地年均纯收入也就1000元不到。如果土地租金被‘非粮’农地抬高两三百元,种粮就更没赚头啦。”
有关专家指出,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出现后,内有不断扩张发展的压力,外有资本逐利的冲动,在种粮比较效益偏低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非粮化”,而这和此前传统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所形成的“非粮化”有明显不同。此外,土地转入大户后,为企业对接提供了便利,由此还可能形成工商资本驱动下的“非粮化”,这些都值得警惕。
陕西杨凌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梁桂表示,面对不断涌现的新型经营主体,“应在适当引导控制规模的同时,做好政策配套,降低专业大户风险,并对外来资本严格把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