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劳动力退回农村
据悉，综合开发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在广东深圳、福建泉州、重庆巫溪、杭州和无锡等地开展了一系列问卷调查，并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农民进城的相关制度安排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深入观察和分析了在中国特有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下产生的“农民工早退”现象。
樊纲在发布会上表示，“民工荒”这种农村劳动力短缺需要探讨的是没有劳动力还是劳动力退出劳动力供给市场造成的“民工荒”。而经过调查研究，该报告认为，从农民工与农民的收入关系、农业和农村中的劳动力规模、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来判断，中国不应该出现“民工荒”，但事实却出现了，其实际是农村劳动力退回到农村造成的。
农民工为何放弃更高的收入而退回农村?樊纲表示，农民工在养老、医疗、子女教育、就业、住房等社会保障方面和市民有较大差异，加上农村的农业收入、制度收入、土地收益等福利都提高了对农民工的拉力，这些因素使得“农民工早退”。
该研究小组在深圳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中打算在深圳定居的被访者占28.5%，离开深圳的原因分别为“工资待遇低”(达73.7%)，“生活成本高”(占72.8%)和“子女教育”(占38.8%)。
研究小组调查显示，中国农民工在城市的打工年限平均为7年，平均年龄则为32岁。
农民工市民化要“渐进”
而为了针对性地解决这一问题，报告还提出了“农民工渐进市民化”的战略安排和路线图，并就城市规划、央地财税改革，以及农民工户籍社保、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市民化关键领域的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
樊纲表示，农民工渐进市民化的内涵就是指要实现农民工在职业和权利上的“市民化”，要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保障水平上与市民存在“差异”，由“双轨制”(市民化和准市民化“两轨”并行)最终过渡为“单轨”(完全市民化)。
而这一过程则是一项需要支付“成本”、涉及到各级政府财力支出平衡的制度安排。据综开院从不同口径的测算，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成本在7万元至10万元左右，到2020年，农民转市民需要筹集的资金规模将达到30万-40万亿元，如此巨大的投资(成本)也需要“渐进”解决。
而具体到农民工渐进市民化的道路，报告认为，要按照“分类、分城、分责”的原则推进。操作策略应按照“自愿自选、双轨并行、教育先行”的思路进行。可行路径应按照“地方实践、试点示范、顶层设计”来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