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袋子”不如“钱袋子”
“产粮越多财政负担越重”“贡献越大义务越多”的困境让地方政府用在“钱袋子”上的精力超过了“米袋子”。
我国粮食生产越来越向粮食主产区集中，粮食主产区对国家粮食总量的贡献率越来越高。近十年来，全国粮食增量91%来自13个粮食主产省，这13个粮食主产省能调出粮食的只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江西和安徽6个省。除了辽宁、江苏等3个沿海省外，其余10个主产省人均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88%，人均财政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7%，农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粮食主产省人均财政支出6136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0%。
“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主产区的负担越来越重，在为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的同时本地区的现实利益受损。”吉林省人大副主任王守臣曾为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他认为在粮食价格较低和税收贡献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对地方政府而言，大量资金投入却难以带动GDP增加和税收增加，抓粮的积极性受到制约，政府考核需要改变。
江苏省副省长徐鸣说：“在粮食主产省份之中，江苏应该算是一个特例，但是江苏省的产粮大县与经济发达的县市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中。”从13个粮食主产省的部分数据看，我国地区人均财政收入、人均GDP、地方城镇化水平、地方人均纯收入等指标都与人均粮食生产量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也即越是产粮大省，财政收入越少、经济越落后、城镇化水平越低下、农民人均纯收入越低。
整个粮食工作的基础和重点在地方基层。国家粮食局法规司副司长陈玉中认为，1995年就实行“省长负责制”，一直不断强调“省长负责制”对保障粮食安全有重要作用，但没有硬性指标，没有考核机制，没有落实责任。抓粮效益不高，甚至是一个赔本的买卖，所以地方积极性不高。应该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职责与事权，发挥地方“重农、抓粮”的积极性。
我国粮食主产区政府不仅在粮食生产上每年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而且还要拿出相当一部分财力支持粮食生产;生产粮食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财政收入，而且粮食生产越多，政府补贴越多，财政困难越多。“产粮越多财政负担越重”“贡献越大义务越多”的状况没有改变，有的地方政府由于涉农配套资金或债台高筑，或造成“半拉子”工程。
国家提出“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但粮食生产这种“出力不讨好”的工作让很多地方很无奈，不得不致力于“招商引资”，用在“钱袋子”上的精力超过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变成了“总理一人负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认为，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建立一种多方位的、新型的、高标准的粮食生产区域利益补偿机制。
“要饭财政”难为继
在部分地区，产粮大县人均财政支出比全省水平低了一半，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局面亟待改变。
刚刚上任的吉林省农委主任李国强曾经是我国产粮状元市榆树市的市委书记，他认为粮食大县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生产粮食，牺牲了大量的发展机会成本，维护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只能获得微薄的利益补偿，根本不能改变粮食主产区经济落后、财政状况困难、公共服务低下、城市化水平不高的状况，这对产粮大县是非常不公平的。
“榆树市的黑土地抓一把冒油，插一根筷子发芽，把我们这里的土拉到别的地方就是肥料，这么好的黑土地浪费、蚕食都是造孽，但是没有办法，尽管是大粮仓还要自己找吃的、找花的，国家应该加大扶持力度，使我们产粮大市的人均财政支出达到全国或本省的平均数。”李国强说。榆树市是全国第一产粮大市，而人均财力只有3000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3，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面貌仍然没有改变，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不高。
河南省人均财政支出只有4516元，89个产粮大县人均财政支出2183元，比全省水平低了一半。河南前15个产粮大县财政支出1581元，比89个县还低，这说明产粮多贡献大，财政越糟糕。河南信阳市委书记郭瑞民说：“粮食调出区实际上调出了土地资源、淡水资源、劳动力资源，并承担了发展工业经济的机会成本，国家应该按照全国县级财政人均财力水平确定产粮大县奖励标准，逐步使产粮大县人均财力达到全国县级平均水平。”
某省一地方粮食局负责人表示，农民致富变成了“非农化”，高效农业变成了“非粮化”，在水产养殖面积、新建公路里程、招商引资新建厂房、新建楼盘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有人瞎编一些三农数据。归根结底还是产粮大县“要饭财政”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