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农业的弱质性、公共性以及外部性，决定着农业产业大多市场性不足，赢利性较弱（当然，那些适宜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养殖业、加工业除外）。这决定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什么大多数国家会给农业以支持保护。反过来，也使我们关注，为什么中国目前会形成农业投资热？
我们支持并鼓励投资农业产业链上游、下游那些适宜产业化、规模化与集约化的产业，这跨越了农业的约束性，极具投资价值与发展潜力。同时这也是国际经验，世界上几大成功的农牧企业，无不建立了服务于农业产业体系的价值链。我们真正担心的是，工商资本进入与土地要素密切相关的种养环节，会加速土地非粮化、非农化，最终乃至扰乱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一个历史性案例。日本1961至1970年，是农业劳动力减少得最多、也是农业现代化最关键的10年，成功向非农部门转移了433万农业劳动力，成为除美国之外，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2个国家之一。这是值得中国借鉴的重要经验。中国农民基数巨大，目前每年转移1500－2000万，今后至少还有上亿的农业人口需要转移。在如此巨大的农业人口转移完成之前，土地的意义不言而喻。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转移与土地问题，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2005年，巴西和墨西哥的城市化率高达84%和76%、农业劳动力分别只占14%和18.6%，却有巨量的城市和农村贫民，城市贫民窟成为社会之殇。显然，有着近14亿之巨人口的中国，难以承受如此之伤痛：目前城市还有众多没有完全转变身份的农民工，农村还有巨量农民等待转移。所谓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正是隐含着中国绝不能重蹈如此之战略失误。历史也不能给予中国试错的机会。
顺利实现农民转移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项艰巨任务。在真正的城镇化完成之前，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设计和农地政策调整，必须服从这一战略需求，这也是现阶段农业的基本内涵。
即使10－20年后，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人口减少到极限，但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农业小规模家庭经营的格局也不会有根本性改变。因此，十八大报告提出，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农业经营制度，或许是新一轮农业发展的逻辑起点。
只有对农业内涵及其历史任务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才能在战略上把握今后适应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趋向的农业经营制度与农地政策，正确界定土地集中与农民就业、转移的协调边界，给农业投资合理的定位、规范的引导。
最后，再回头看看，你为什么投资农业？是市场取向？是土地诱惑？还是政策指引？
笔者坚定地认为，农业食品是永不衰退的朝阳产业。如果你投资了农业，希望你不要打土地的主意。期待你专注农业产业链，做一个百年老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