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农场“生消者”
长沙的梁老师现在生活是这样安排的：他在河西一个渔场附近自己弄了块地，每到周末就开车过去刨刨弄弄。这块地梁老师已经打理快一年半了，“没多大，但收成不错，可以种点喜欢吃的蔬菜。”城市长大的梁老师，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在网络上找人求教种植经验。
梁老师这样的新农民正是石嫣的目标消费者之一。2010年，她选取了200位小毛驴的会员进行问卷调查，数据显示：65.03%的会员年纪在三字头，9成学历在大学本科以上，40.06%有硕士学历，平均家庭月收入约为2万元。这个中等收入群体被她视为社区农业模式，乃至有机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2009年，师从“三农”问题学家温铁军的石嫣从美国回来后，和朋友们在北京凤凰岭下搭建起了中国第一个经营CSA模式的农场——“小毛驴市民农园”。石嫣并不向目标消费者解释什么是CSA，只是问：有个农场，你可以租来自己种，也可以预付款，定期给你提供蔬菜，有兴趣吗？
小毛驴的第一批客户来自北京北五环万科西山庭院小区的50户居民，有人想自己来种菜，有人没时间，但也想要健康安全的食物，小毛驴为此提供劳动份额(租地种植)或配送农场种植收获两种经营项目。
“办小毛驴的时候完全是实验心态。”作为在中国研究农业问题的知识学者，生态农业、有机种植早在2000年左右就摆上了议题。第一批被培训指导的目标人群是农户，2004-2005年，经过专家指导做生态种植的农民都遇到了一个问题：产品价格太高，卖不出去。此时并没有专门的有机菜蔬销售渠道，在通过传统渠道销售的时候，收购商不认可、消费者也不信任。
小毛驴的初衷就是想试一下，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能否打通有机种植的链条。当时恰逢国内毒奶粉事件刚刚平息，小毛驴的会员吸纳发展得很快：三年左右的时间，种菜的会员有450户，订菜的达到600户，凤凰岭基地用于劳动份额的农园用地已经全部有了认领租种的会员。2012年，小毛驴又和海淀区柳林村新合作了一千多亩地，等待扩大规模。
近三年正是国内CSA的萌发阶段，国内按照“严格意义”上能称为CSA模式的80多家农场，按发起者身份进行分类可分为：土著派、市民派、公益派和餐厅派。土著派就是由“土生土长”的农户和合作社为主；市民派是由市民个体或者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在国内的CSA农场中占绝大部分；由高校、科研院和NGO发起的这类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可归为公益派；还有便是杭州龙井草堂、柳州爱农会等著名的有机餐厅为了给自家提供高品质的有机食材，自己建立维护的有机农户供应网络。
我该像家公司吗？
石嫣的一条微博，被圈子里的朋友瞬间转发：“今天有人说，在有机农业蒸蒸日上的今天，突然明白，那些20块钱一块的豆腐和150块一只所谓溜达鸡都是给高端人士享用的。从第一次从农夫市集到今天，那些曾经纯朴的东西，终究还是变了样，充满商业和利益的气息，那些土里自然生长的植物变成了噱头，变成了穷苦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吃食，到底是速成农业的伤还是扭曲的中国。”
做农场的朋友们在下面评论：即使卖20块钱豆腐和150块钱的一只鸡，我们其实也不赚钱，还在很艰苦的在做。
这条微博反映了很多中产阶级“下乡”做农业的纠结：由与出身中产阶级的缘故，大多数发起人或者农场主维护产业链上端——消费者利益的思维根深蒂固，但于此同时，他们又是这一链条的最下游——生产者，求发展，至少求存是他们的使命。作为消费者看来昂贵得离谱的蔬菜，自己种起来才发现纸箱汽油都是成本。面对十几元一斤的玉米，才发现原先坚信只吃有机饲料的鸡才是有机鸡，想法何其不切实际。
石嫣等社区支持农场主们的困惑则在于：是否应该向会员提供类似商业公司那样的服务？例如客户口味偏好不同，那么是否可以提供选择种类的服务？现在所有的货物都由农场自己的车子配送，一天数十户，什么时候送到什么时候算，这样对于客户签收、备菜必然很不方便，是否应该向客户提供指定时段的送货服务？
消费者的忍耐和妥协是对新生事物的善意理解，还是愿意为安全食物付出的代价？如果将服务提高到商业水准，增加的成本是否会压垮这些农场？
“以后的人工会越来越贵的，而想来种地的人越来越少。”在小毛驴的副总经理黄志友看来，城市人的介入虽能板正部分低效的农业体系，但如何吸引农民返乡，让农民从农业中得到真正的收益，才是中产阶级食品安全自救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