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信息服务基本空白”
记者采访发现，随着农地加速流转，各地种粮大户不断涌现，但与之相配套的农技推广、农机服务、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相对滞后。不少种粮大户不得不“自操自办”，甚至患上“大包大揽症”。
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彭店乡农民柳学友流转了3000多亩地种高粱，他说，高粱种植对播种技术、农药施用有很高要求，但县里植保合作社人才短缺，雇工大多是55岁以上的闲散劳力，很多人不会使用农机具，药物配比、机械喷砂，掌握得也不精准，农药残留经常超标。为解决高粱植保难题，柳学友不得不自己组织20多人的植保劳务队，育苗、播种、田间管理、收割、归仓，“环环不落”，都得“亲力亲为”。
“后继乏人”是安徽省枞阳县前河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汪夏最为担心的问题。他说，现在合作社里的农机手普遍在45周岁以上，受反应速度、动作敏捷性等因素制约，他们再干5到10年就要“退休”，但这个活总要有人干的，这个问题很棘手。
同时，随着农业市场化不断发展，种粮大户对专业服务需求正从单纯的生产环节服务向资金、信息、加工、运输等综合性服务扩展。相比于农机、植保等产中社会化服务，产前、产后服务体系建设更显薄弱。
河南省武陟县乔庙乡农民王福军流转了1700亩地，年产粮超过300万斤。王福军说：“大户种粮最关心的是粮食收储、供求、粮价走势预测等专业市场信息，但现在这块服务基本还是空白。”
由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基层对新型农业技术的使用积极性并不高。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新型农业技术虽然具有明显的增产、节本、增效潜力，却因为缺乏从中央到地方的奖励措施而难以有效推广。山东省农科院科研处副处长董建军说，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发的“小麦垄作高效节水技术”为例，与传统平作相比，提高了小麦产量、水分和肥料的利用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适合在黄淮海地区水浇地中高产田推广应用，但由于缺乏激励措施，年度最高推广面积仅为100多万亩，技术覆盖面、普及率有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积极性不高。
基层建议，应制定中长期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计划，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农机手等为重点，按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开展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培训。实行农业大中专种养等专业免费就读和高校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创业补助等政策，启动扶持大学生村官创办和服务发展合作化行动计划，鼓励更多年轻人投身现代农业。
“20元补贴无异于杯水车薪”
陕西省凤翔县汇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芝娟表示，目前粮食种植各项补贴政策鼓励种田的导向作用在一些地方有所弱化，难以调动基层的种植积极性，尤其挫伤了增产稳产“排头兵”的新型经营主体积极性。
湖北省宜城市雷河镇辛常村的种粮大户童启国今年迎来了丰收年，400亩土地收了近20万公斤小麦，比去年多了近5万公斤。“今年小麦品质好，每斤多卖了1角2分钱，比去年增收10万元！”他说，国家出台了许多惠农政策，种粮食劲头更足了。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新增补贴向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产区倾斜。“这个政策很有针对性，听了真是暖心坎。”童启国说，但从目前来看，他还没完全享受到该优惠政策，粮食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有时有、有时没有；土地流转后，还是流转土地后进城务工的农民拿补贴，新型经营主体拿不到补贴。
“享受不到国家的粮食补贴，这是新型经营主体面临的普遍现象，肯定影响种粮的积极性。”安徽省寿县贤成家庭农场主孙贤成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县里出台了补贴政策，对种植200亩以上土地的新型经营主体每亩地每年补贴20元，但加上流转费用，每亩地的年均生产成本近2000元，20元补贴无异于杯水车薪。
孙贤成说，在他流转的区域范围内，农民每年每亩地能拿到各类粮食补贴160多元。“我们真正种粮的，只拿20元的补贴；而那些不种地的农民，却可以拿到160元的补贴。这怎么能说鼓励种粮呢？”
受访新型经营主体认为，各地可在稳定现有补贴政策的基础上，新增种粮补贴，并向粮食商品率高、社会贡献大的现代经营主体倾斜，通过加大对土地流转、农机具购置等补贴力度，推动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实现规模经营。孙贤成、张芝娟等进一步建议，建立绩效考评机制，根据种植规模、经营效益或服务质量等指标，对社会贡献大的新型经营主体以奖代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