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大水牛市民农园的总经理刘桂瑜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两种模式实际上各有春秋，“‘小毛驴’和‘大水牛’的优势在于雇用农民来种地，可以从内部把控风险，劣势在于运营成本会很高；而‘分享收获’的运营成本相对来说更低，但在监督农户生产方面则会面临许多难题。”当然，刘桂瑜也承认，石嫣和她的团队目前所经营的“分享收获”的运营模式会是未来国内CSA的发展趋势，而“小毛驴”和“大水牛”带有更多实验的性质，“我们发展目前这种模式的必要性在于探索经验，先组建内部的一些管理制度，完善行业的标准以及生产的技术标准，尽量把一切量化，让农民看到效益。”
当然，“分享收获”也还不是最正统的CSA，依照国外的模式，最正统的CSA应该是去掉像“分享收获”这样的中间环节，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对话。石嫣也承认，“现在我们生产的有机农产品之所以价格这么高，就是因为我们增加了一块企业运营成本，而如果生产者和消费者能直接找到彼此的话，当然能大大降低这一块的成本，价格也会便宜很多。”
但为什么不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呢？在石嫣看来，目前国内的条件还不成熟，她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如果农民和消费者直接对接，当然是最好的，但从国内CSA的发展的状况来看，农户实现自我对接的基础还比较薄弱，既缺乏资金及社会资本，也无法构建城市直销渠道，一般都需要NGO、公司等主体给农民注入一些资源，这样逐渐把农民带动起来，再让农户自己去做，这个是有可能的。”
她同时表示：“在目前CSA的体系中，农民当然是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由他自己来做决定，而是我们跟他共同协商，再作出最终的决定。”程存旺进一步介绍说，国外CSA体系中的生产者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农场主，力量强大，能直接找到消费者，而国内CSA体系中的生产者则是小农户，自己找到消费者的难度很大，需要一个中间环节，而且这种状况短期来看难以改变。
石嫣也跟中国证券报记者谈到了未来中间环节从CSA中退出的可能性，但最初的成本由谁来支付又是一个问题，“比如成都的安龙村，最初由NGO发起成立，支付了大量的治理成本和组织成本后，现在已经实现了农民和消费者的直接对接，但最初的那些成本该如何支付呢？”石嫣说。
“CSA一定要赚大钱”
作为新兴的农业经营模式，处于发展初始阶段的CSA很多时候需要地方政府在用地、资金等各个方面的扶持。而要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就要让它变得“有利可图”。
大水牛市民农园所在地的嘉泽镇党委书记吴小琴说：“CSA一定要赚大钱，这样，地方政府才有扶持其发展的积极性，农民也能得到实惠；如果无利可图，它就成了一个盆景了。”
目前国内各种CSA形式的组织已达百余家，项目达到200多个，分布在全国近20个省市。但CSA如何找到一个稳定的盈利模式，现在仍处于探索中。不过，据程存旺测算，当CSA会员发展到300户的时候就可能实现盈利。比如“分享收获”，目前就有300户会员，已经盈利了。而“大水牛”今年的会员也将从150户发展到350户，预计今年将扭亏为盈。
事实上，近些年来，国内形势的发展和一些新情况的出现，为CSA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离土地越来越远，对土地也就越来越思念，而CSA给消费者提供了亲近土地的便利条件，无疑满足了很多消费者的心理需要；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品的提高，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从“吃饱”转移到“吃好”上来，而中产阶级的崛起无疑为CSA提供了广大的潜在消费群体。另外，随着近些年国内食品安全事故的频频发生，消费者越来越关心食材的来源和自身的健康，而CSA的出现正是迎合了这种需要，从时间上来看，CSA的正式崛起也正是在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之后。
当然，就国内情况来看，CSA的发展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仍然面临着不少挑战。“其实CSA面临的很多问题，也是中国当下农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石嫣介绍说，“比如农村种地的人越来越少，而人力成本也越来越高，再比如农业基础设施差，乡村公共服务落后的问题，这些不利的外部环境都给CSA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常州市大水牛市民农园实地调研时也发现，因为基础设施落后，前期的改造费用占用了“大水牛”很大的一块成本。大水牛市民农园总经理刘桂瑜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说：“我们这块地两边都是河道，而中间是凹下去的，光是建设排水设施就占用了我们很大一块成本。而很多地方修建农场的时候，还要建设道路、改良土壤。基础设施落后的话，需要的前期投入是很大的。”
除此之外，在实际运营中，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则构成了最大的成本。刘桂瑜进一步介绍说：“先说人力这一块，嘉泽地区的人力成本是很高的，我们雇用一个农民一天要花100块钱，这比我们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要贵。再就是管理成本，一块地要用多少人，多少人合适，怎么用，这都在管理上给我们提出了挑战。说实话，我们现在的管理还处在摸索过程中。”
而从农民的角度而言，如何种好有机蔬菜也给他们提出了难题。以郎广山在“分享收获”的种植为例，尽管之前他已经种植了20多年蔬菜，但在跟中国证券报记者谈到这一年来种植有机蔬菜的感受时，他还是一边盯着菜地，一边连连摆手，“相当的费心，相当的累”。
据郎广山介绍，自己以前种菜的时候都是统一种植，统一收获，可现在考虑到配送问题，安排种植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一茬菜要分好几次收获，这样就难免出现茬口接不上的问题。”再就是随之而来的蔬菜质量问题，“前期我可以保证配送的蔬菜质量是合格的，但到了后期就难免出现不合格的问题，比如叶菜，45天的生长期是最好的，再往后品相就要降低。”郎广山说，“而且变化永远要比计划快，如果赶上天气原因，比如说阴天下雨，质量就更难保证了。”另外，种植有机蔬菜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工，据郎广山介绍，由于不能喷洒除草剂，自己必须亲自下地除草，而且运输有机肥也是个问题，还必须得自己酵肥，“这些都相当麻烦，所以十分地费心。”
除了经营问题，CSA的推广也面临不少挑战。从目前来看，国内的CSA大部分都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要向二三线城市大规模推广还存在不少困难。刘桂瑜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说：“比如在常州，人口基数也就500万，想从这500万人口中找到足够的消费者是很难的。而在北京那种二三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中，找到足够的消费者就要容易得多。再就是二三线城市，特别是三线城市，本身离土地就比较近，可能亲戚家就是种菜的，要获得健康安全的农产品要比在一线城市容易得多，对CSA他们并不稀奇，消费欲望也就降低了。还有就是思想观念的问题，二三线城市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普遍要比一线城市消费者的关注度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