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都在关注“鬼城”现象的时候，“鬼村”正在悄悄形成。
地处湖北云梦县北边的肖汤村，原本是一个拥有300多人的自然村，但是现在却仅剩房子与林木，人迹罕至，偶有个别老人出没，已形同“鬼村”。而附近的罗店村、龙凹李等村落也是人去村空，半数村民已不见踪影。
最令人讶异的是，记者儿时就读的小学目前仅剩3名老师（包括校长）和17名学生，就连宽大的操场也已外包给养鸭户。而在两年前，这里尚有百余名学生，回溯至上世纪90年代，则有近500名学生。
伴随人口数量的锐减，校舍及村落也呈现出破败不堪的景象。除了生育率下降之外，农村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两代农民集体逃离
罗方（化名）是一个年届四旬的中年汉子，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东北或山东的房地产工地打工，即俗称的“泥巴匠”，其余时间则打理家里的几亩地。在罗方这位地道的农村人看来，去北方打工才是主业，务农反而成为了副业。
“现在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我们老两口在东北一年可以挣五六万元，家里的几块地也可以挣三四千，这在几年前想都不敢想。”罗方说，他基本上从庄稼地解放了。自从农业税取消后，现在种地不但不需要额外的开销，反而还有各种补贴，加上现在水稻种植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进（从插秧到旱直播），农民不需要随时去打理，这样就省下了大量的时间。
据了解，在农业税条例于2006年初废止后的刚开始几年，以罗方为代表的务农人员还不大适应，毕竟罗方经历过农村“大锅饭”时代及后来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内心深处一直认为农民种地交纳皇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罗方甚至认为种地是他与生俱来的义务，他出生在农村，就要种地。于公而言，他要缴纳“公粮税费”；于私而言，种地是他唯一的生存之道。他不敢想象一旦失去土地或遇到荒年将何以安生。
“现在没有这个顾虑，跟你说个实话，就算地里一棵庄稼都长不出来，我也不愁，我又不指望靠它创收，也不担心谁找上门要钱。”因此，罗方每年只花很少的时间打理庄稼，丰收则罢，歉收也不心疼。
当记者问及子女现在都在何处安身的时候，罗方说他儿子高中辍学后去了苏州做装修，已经结婚并育有一子，女儿则在武汉上大学。
“女儿大学毕业后肯定留在城市，儿子说什么都不肯回老家，更不想务农，打算在县城买一套房，做个城里人。”谈到一双儿女，罗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罗方说，经过两个月的考察，他已经相中了县城的一处在建楼盘，三居室的房子，总价约为40万元，准备凑20万元的首付，他自己出10万，儿子一家出10万，然后再以儿子的名义向银行申请住房贷款。
刚开始的时候，罗方并不赞成去县城买房，主要是觉得太贵了，但后来经不住同村人的劝说才做此决定，内心深处也想过一把城里人的瘾。更为重要的是，村里附近的幼儿园及小学教学水平实在不敢恭维，罗方也希望孙子从小就接受相对良好的教育，而县城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对于罗方而言，能搬到县城已经是无上荣耀的事，可以脱掉“农装”了，虽然农民并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身份。
罗方暂时还没有搬走，而同村已有一半的家庭先后搬到了县城或县城近郊的镇子里，最差的则搬到了国道边上，虽然国道边上也是农村，但人口比较集中，出门也要方便很多。
据不完全统计，国道边上一套总建筑面积约为140平方米的房子售价在10万元左右，而镇里同等住房约为18万元，县城则在30万元~50万元之间，这就是农民搬家的直接成本。
如果单凭罗方一人，恐怕很难在县城买房子，银行绝不会为他这样年届四十的人办理贷款，但加上罗方的儿子，县城买房就不再是梦了。在父子两代人组成的一个大家庭的共同努力下，罗方即将成功转型为城里人，而父子两人共同的老家只能空置，当空置的祖屋越来越多的时候，“鬼村”便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