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价值拔得太高，想要的也不要太多。”
“作为一个长在城市，甚至‘长在校园和教室’里的孩子，我曾经过的是一个消耗脑力、四体不勤的生活。乡土和自然生活，却要求人们拥有灵活的身体、敏锐的感官、精准的直觉。我一次次在原始粗糙、远离现代文明的环境中学习和摸索，才结束了漫长的‘空心’状态，仿佛孙悟空经过五百年，终于摆脱了压在身上的五指山。”这是罗逸在《余生不上班：我的乡村人生实验》一书中的一段自述。她曾因“空心”而严重焦虑，并在三次定居乡村中找回知觉。
“启蒙”并开始疗愈她的，是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后沙涧村的小毛驴市民农园（以下简称“小毛驴”）。
感受不到生活的意义、厌倦了职场中的内卷就去找块地种，或者干脆下乡进村定居，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潮流，也让市民种地这件事，从单纯吃点无公害蔬菜的诉求，被赋予和转向了深层次的探索和思考。
下乡种地为什么会成为潮流？生命觉醒和土地间，是怎么联结起来的？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走向土地？带着这些问题，今年3月底，我也在“小毛驴”认领了一块地。
如今，种地进程近半，上边的问题没有全然从“格物”中“致知”。但在“萝卜白菜”中，一方面我感受到了一点乾坤奥秘，另一方面也逐渐松弛下来，不再过度思索。种地，便就只是种地。
锄禾日当午
送罗逸去进行第一次乡村人生实验的，是“小毛驴”的负责人黄志友。“当时我是哭了的，那里太‘穷’了，物质的穷，空间的穷。我再次问她：‘你真的想好了吗？’”“小毛驴”经营18年来，黄志友不知迎来送往过多少人，也不知有多少人和他讨论过土地的意义。
我第一次见黄志友，是去年在浙江安吉一家数字游民公社中。每年冬季，低温和大风让位于北京六环外的“小毛驴”无法继续露天耕种，黄志友就四处讲课、带团。当时，他带着乡村CEO的调研团，数字游民公社的主理人则带着大家参观。队伍路过公社后院的一片空地，大家沉浸在公社的运营方式和奇特的建筑风格中，黄志友嘀咕：“这么大块地，怎么不种菜啊？”
过了几周，公社的社交媒体就晒出大家开荒的照片。又过了几个月，我在黄志友的朋友圈中看到了小毛驴农夫学校招生的消息。很快，我就成了他的“学生”。
为什么要种块地？
这个问题，是第一堂课上黄志友问来农夫学校的10个市民家庭的问题，也是“五一”假期中我老家的家人们问我的问题。同学们的回答五花八门，而我在家人面前的回答完全不重要，因为他们早就认定了答案：闲得没事干，吃饱了撑的。
我向来对种地的过度美化、对田园牧歌的浪漫想象充满鄙夷，因而更加需要充足的理由说服自己坚持下来：除了上文提到的想对一些问题进行求解，还因为作为农口的记者，五谷不分不合适，种点地，期望能知道从“春种一粒粟”到“秋收万颗子”的节律和技艺；科学育儿的理念和周末遛娃的场所一样匮乏，希望孩子能在周末有个去处；平时思虑太多，种地能放松一下……
久居城市的人们在小毛驴市民农园体验插秧。
然而，真正到实操环节，四体不勤的笨拙，让种地的过程就像翻地的第一铲子就铲错了方向一样，漏洞百出。那天，站在田埂上，北京的春风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看着地被铲得乱七八糟，加上有机肥使之变得黑乎乎、臭烘烘，我一筹莫展。“我能种得出来吗”等自我怀疑，让那些形而上的理由，随春风飘散了。
真正考验人的，是接下来一周接一周的坚持。
第一周见面会，几个家庭为了等堵在路上的我这一家，导致仪式推迟了半小时。农夫学校和只认领一块地的普通农园模式不一样，有很多课程、讲座和活动。但接下来的几周，如果要学习上午的课程，那意味着我和家人每个周六都要像平时上班、上学一样早起，并且还要应对路上堵车、孩子晕车等突发状况。第二周，为了不耽误学习种植规划，我们改变了策略，我自己先坐地铁去，家人们在家补觉。但是还没等我下地铁，孩子就在电话那头哭叫。过了一会儿，我终于坐在地头上等老师讲课的时候，家人告诉我孩子的手被门夹骨折了……
之后我就放弃了挣扎，所以完美错过了堆肥、蚯蚓塔制作、生物防治等课程。黄志友设想的农夫学校的社区化，我也少有体会，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连老带少、拖家带口到地里时，大家已经学习、劳作结束了。我领略了“锄禾日当午”的滋味，到了夏天，则“锄禾日下午”。
学习交流群里非常热闹，刚开始的几周，看到群里讨论沤肥、驱虫等，我的感觉和罗逸刚接触种地时是一样的：“我从未感到这样无力和挫败。这种挫败就像普通学生考入了重点班，发现每个同学都比自己优秀和聪明。我也正面临这样的处境：周围全是比我更懂耕种、力气更大、更能吃苦的人。我从未感到这样无力。”
农场带领大家自制的多种物理治虫水。
在慌乱和自我怀疑中的开始，让这一小土块地成了我的负担。
知识和经验
要问“包”了多大一块地呢？发的《种植入门指导手册》上写着：“你沿着田埂，先走5步，右转，走6步；右转，再走5步，右转，再走6步。回到原点。”
但就是这30平方米，也是几步就走到头的一小块地，在面对它时，我内心慌乱，手足无措，脑子空空如也。每整理出一小块地，都要跑去问老师种什么合适。第二周领种子，老师讲了哪些适合种垄上，哪些可以种畦里，当时我脑子里在转：什么是垄？什么是畦？到了可以栽种莴笋、菜花、茄子等菜苗的时候，我用一个大筐去挑选，从育苗棚里走出来，还没到地头，有几种苗混在一起，我就傻傻分不清了，于是掉头回去重新让老师给指认一遍。过了几周，需要架竹竿让黄瓜和苦瓜往上爬的时候，一大株西葫芦“现出原形”，原来是栽种时被混进了黄瓜群。于是将其小心翼翼地挪了个地方，结果就是树挪死，菜挪也死。
没过多久，我请出了孩子的奶奶，一个种了多年地但又没有系统学过种地的老人。她对我“包”地的看法和老家的人一模一样，但她还是被迫“出山”了。
她的到来极大缓解了我的焦虑，尤其前几周，我的地块还引来“左邻右舍”的羡慕。因为她“口嫌体直”，到了地里她就蹲在那里认真规划，用手细细搓着每一把土，精心布局每棵菜苗，让这块地变得井然有序，绿意盎然。在老人的经验和农场提供的知识中，我感受到了一些传统和先进之间的碰撞，但又说不上谁新谁旧。
一开始，她用不惯农场提供的农具，质问：“种地哪有用铁锨的？”当周就网购了一把锄头。当我把老师发的PPT念给她听，比如怎么起垄，植株间距等。她的回应基本是“听不懂”。我觉着我懂了，进地里大展拳脚，挥舞铲子，把一垄地乱铲一气并“砌”成了一个方块，准备将叶菜种在上面。她实在看不下去，便将我念过的文字翻译成她脑子里对应的样子，再从她嘴里用家乡话说出来，比如“布沟子”。
实际操作中，PPT上写西红柿、甘蓝等果蔬较重的蔬菜要起垄种植，但她没起垄就种上了，两三周后才将它们原地起垄。她的理由是，春天比较干，先不起垄，浇水浇透后，一周不来浇水也比较保水。
后来我们发现，类似的一些传统的、没有落成文字的种植经验都非常实用，但如果跟她讲“朴门永续”，她会坚定地说：“还是得用杀虫剂，用除草剂！”
草盛豆苗稀
当我以为一切开始变得顺利的时候，一块地给人带来的牵挂又多了起来：除了春天干，夏天雨，还有一周只能去开一次盲盒似的要面临的意外和惊喜——
萝卜因为间苗不及时，导致长得太紧凑。西葫芦在工作日疯狂生长，使得采摘时它就长得巨大且衰老了。
除了这些，还有和杂草的斗争。“五一”假期的那个周末没去浇地，内心默默祈雨。雨倒是下了，但两周没打理，地成了茫茫草原。茼蒿勇敢战胜了杂草得以脱颖而出。生菜因为播种太密，菜的底部被捂烂的同时，倒也让草没了生存空间。但菠菜就没那么幸运了，它们完全被杂草淹没。有位“地友”一边锄草一边嘀咕：“这是草吗？这么多都是草？哎你看，这应该是菜吧？”
最要命的，是病虫。5月，油菜和西蓝花的叶被菜青虫吃成了蕾丝。6月中上旬，北京频繁降雨，土豆被迫收获，有的土豆和山药豆一样大。可怕的是，雨水也将土壤中的病菌随泥水溅到了黄瓜叶上，导致叶面多病斑，有的叶子整片枯黄，而且这种病“一个传染俩”。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收获了一些歪七扭八、青黄不一的黄瓜，无奈之下，只好在教我们种植的王海涛老师的指导下，将病叶全部剪除。
写到这里时，是剪除叶子的第5天。不知道周末再见时，黄瓜是痊愈了，还是全军覆没了呢？
以上是我们种地时面临的常见问题。真正让黄志友感到无奈的，是北方农场无法解决市民种地要面临的冬季、工作日无法耕种的问题。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周末大家在地里就异常勤奋。每当我汗如雨下，脑中总会浮现陶渊明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有一周，干活干到天黑，下起了雨。和“地友”隗巍一起吃炸酱面，她说：“别看这点地，低头就有活，想干就有活。有一周我连着干了5个小时，腰都直不起来了，但也说不出干了什么。”这让我想到，喂饱十几亿人口，真是不容易！
黄志友也说：“陶渊明当时种的地应该也不多，跟你们一样，30平还行，要是30亩，估计就累得写不出诗来了。”
陶渊明的地到底多大，我没去查询。不过可喜的是，不到一个月就开始有收获了。收获时，才意识到春天种的菜不用等到秋天就能收，两周多的时间，茼蒿能长30多公分，生菜就能密密麻麻。
收获的第一个樱桃萝卜。
收获的确让人喜悦，那些焦虑的、自我怀疑的、劳累的过往，有一部分被治愈，也让我理解了很多东西，比如“拔出萝卜带出泥”，比如为什么很多农村老人不愿意上楼，为什么很多城里人对有个小院或者有块地有执念。
“你的地你说了算”
邻居“地友”的地块上竖着块木板，上面写着：“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来这里想让孩子有个地方玩，最好能认识一些农作物。但后来发现，孩子只爱玩水玩泥，一会儿掉沟里了，一会儿要滑滑梯了，一会儿因为我忙着干活而不陪他就哭了。但土地似乎有种神奇的魔力，孩子玩到天黑都不想走。
后来我想，我其实和孩子一样：“不务正业”但也乐在其中。只是常因没有跟大家一起上课而着急，因有可能收获太少而焦虑。
黄志友说他开导过很多像我一样的人：“不要把价值拔得太高，想要的也不要太多。这点地，哪怕种南瓜也能种出几百斤来。重要的是，我们导引着一种价值观念，就是本地生活，或在地主义——你要亲自参与食物的生产、加工、运输，不是把生活全部交给市场。这是一种引导，对个体来说，在某些瞬间感到种爽了，就可以了。”
偶尔有几周下午，远处出现几个孩子和家长。一到地里，他们会发出一连串很“城”的惊叹：
“哇，可以拔萝卜。”
“哇，这是蒜苗啊。”
“哇”声一片中，我得知那块地的主人是上一期农夫学校的学员付先生。他因为种地种出了心得和感情，便就地成立了一个耕读社。我想知道他如何能兼顾这么多，怎么能做这么多有趣的事情，他说：“也是很慌张，去年时间相对充裕，今年时间太紧了。都是着急忙慌地抽时间来的，哪有那么多闲人。想种就种，想怎么种就怎么种，你的地你说了算。”
这种“说了算”，就是大家来种地时，黄志友引导的“主体性”，也是人和地之间的交互。
从人的角度看，同期学员中，李豪的地是最具个性的。他把30平方米的地分成了21块，并且每一块都呈弧形，每个经过的人都说像艺术品。一个午后，我和他进行了长谈，他说第一年不求产量有多高，而是要通过一年的时间深入了解种地到底是怎么回事，并搞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对种地不屑一顾，但食物又是世界范围内要首先解决的头等大事？
这让我想起第一次见面时李豪的自我介绍：“从小一路按部就班求学，虽然在每个当下都是稳妥的选择，却在内卷中逐渐丧失实在的获得感。高等教育阶段亲身从事和见证各行业智能化、自动化发展，AI切切实实地正在深度参与乃至替代文书、编程等工作。但或许人类发展的科技树上，距离AI最遥远的那根枝条——农耕——会是最后才被取代的那个领域。我想选择一份能长久从事的事业，农业便是我的选择。在这里，我希望告别‘输入多、输出少，想得多、做得少’的状态，用一年的时间，先摆脱那个刻板印象里‘只是嘴上说说罢了’的、对农业有着不切实际想象的‘城巴佬’标签。”
他的确是做得多的人，因为从种子到籽粒和果实，从田间到厨房和餐桌，从饭菜到堆肥场，每个环节他都要亲身体会。黄志友概括说，这是全生命周期深度参与。
从地的角度看，土地的可打开程度是很大的，像李豪的探索一样：“种地二字承载的意义是深远的，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所具备的上限是很高的。”5月份，他到福建屏南参加了首届数智乡建黑客松活动。他所在小组的“SunBot智能除草机器人”“具身智能数据生产系统”的设计都获了奖。赛事并非注重竞争与对比，而是提供了一个让思考着同样问题的“技术人员”们交流和讨论的平台。在对土地的探索中，他看到了很多一同前行的年轻人：“在我的预期设想中，参加这样一个交流集会并且有一个发声机会应该在几年之后。这段体验的提前出现，或许意味着我在自己所预想和规划的那条路上，并不会孤单前行。”
同时，土地的“下限”又给人一种确定性。“小毛驴”的公众号中有篇文章叫《光鲜热闹不叫我，地球坏了都赖我？来农场专治各种“憋屈”》。作者写道：“在‘小毛驴’，我见到了老张，一个来这租了三分地的程序员，我问他图啥？他指着地里说：你看，我给菜搭架，它就往上爬；我按时浇水，果子就结得又大又红。在这，你的付出一点儿都不骗你。”
和这一小块土地间的短暂接触，和“地友”们断断续续地交往，伴随着对天气的牵挂，与杂草、病虫的斗争，让我在人和地的关系中看到了更多，也逐渐在劳作中少了很多左思右想。心态便平和了许多，那句诗怎么写的来着？
“用它来种什么，
种桃种李种春风。”
土地的确有此功效。
作者：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 巩淑云 文/图
脉动述评 | 为什么市民种地成为一股潮流？
每到春天，市民种地的风就会吹到城郊，吹到村里。但说起市民种地，肯定有人提出疑问甚至鄙夷：一个是从消费主义的角度看，周末种地是城市中产阶级的新型消费现象之一，像露营、骑行等等一样，本质上都是情绪性、体验性消费，而且很多农场会用生态、有机、健康、绿色等理念进行包装和引导，让爱追风还惜命的中产格外青睐。所以在消费的意义上，这没什么可矫情的，也不需要多么深刻地分析。二是从个体需求上看，周末种点地，就是休闲和娱乐的方式之一，是人的高阶需求的体现。看起来种的是吃的，但所种的东西既不是主要的食物来源，对宏大的粮食安全和粮食产量也没有多少贡献。也正是因为它不是刚需，所以市民，尤其是年轻市民容易对其美化、歌颂，还赋予深刻的意义。
这些质疑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题目所显示的问题仍旧没有解答。我们承认这是新型消费，是休闲娱乐，背后的问题是，这种消费为何能切中当下人们的心理？这种潮流为何流行了很多年仍盛而不衰，且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其中？
这几个月里，笔者带着题目显示的问题去种地，种着种着，从追问到沉浸式、纯体力劳动，进入了放松和放空中。但是为了通过种地的实际操作达到格物致知的目的，还是需要跳出来，试图给这个问题一些解答。
这些解答，亦如上文的心路历程一样，曲折、缠绕，最后统一。
首先是人和地之间的确定性和可能性。人们害怕徒劳，更害怕失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土地给人带来的确定性和安全感。而且，除非遇到极端情况，哪怕“草盛豆苗稀”，也是能收获一些豆的。但是，生活又不能太确定。太过程式化、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里工业化、流水线式的生活，让人感到乏味、空虚。在这一点上，土地又给人很多可能：除了一些科技、技术赋予土地新的活力，还有一些比较细微的体认，比如增加了知识，认识和注意到以前从未在意的东西，甚至像罗逸一样找回了自己的“知觉”。
其次是价值追问和脚踏实地。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对价值和意义的探寻，而且人越是虚空，追问就越多、越深刻。在当下的内卷、悬浮、碎片、透明中，很多人就像罗逸在《余生不上班》里的感觉一样，并没有确切的心理疾病，但就是感到空心、不接地气。但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像罗逸一样决绝，所以只能在周末短暂逃离。为什么土地能接住这份逃离？原因之一就是它能让人在体力劳作中接触实实在在的东西，能让我们感到受损伤的前额叶得到修复，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脚踏实地”。而且在脚踏实地的过程中，人们还可以有所收获。来到地里，不空手走，且拿走的是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又是一份及时反馈。
再次是主体性和天地人的统一。网上有人对“为什么中国人对种地有执念”“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一难过了就想回家种地”这类问题的回答是：“因为水稻不会晚上12点打电话给我说她明天想结芒果”“回家种地不出幺蛾子……”很多人因为对“狗屁工作”（大卫·格雷伯提出的Bullshit Jobs）和格子间里当牛马感到倦怠，而在种地中给自己当牛马，是自己说了算的主体性的获得和体现。而且种地的过程，要将自己和天、地统一起来，这种总体性就是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通过实践把自身智慧、意志、创造力等内在能力外化到事物上，在创造物中实现自我价值、观照自身本质。
笔者认为，还能列出很多条理由，并且这些理由和土地给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底线很低，上限很高，可以什么都不想，也可以想很多、很深。
当市民种地成为潮流且越来越流行时，农耕文明、生态有机、在地主义等等理念都可以在这个潮流中传播开去。而且，市民下乡、农产品进城，本身也是城乡融合的生动体现。所以，我们愿意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能在农耕中找到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