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中，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从“大包干”发出的第一声“惊雷”，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创新，再到以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规划的提出。基层的创新带动了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而新的制度也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深化、发展和壮大。
为什么说“大包干”开启了中国改革的时代大幕?如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走向城乡融合发展?
“大包干”是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和激励机制的根本性变革
40年前，小岗村是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而闻名的“三靠村”。由于经常闹饥荒，农民大多外出乞讨。为了活命，18户村民按下红手印，签订大包干“生死状”，让小岗村尝到了久违的丰收味道，更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时代大幕。
小岗村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契约
“大包干”是承包经营的一种形式，但最終成为最成功的、最为农民群众所接受的形式，有其内在的经济规律。农村基层的制度创新是来源于老百姓饿怕了、穷怕了，想吃饱肚子、过好日子这样很朴素的想法，基层的制度创新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
从承包到组向承包到户、最终到包干到户(“大包干”)的演进，奠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本格局。农民概括“大包干”是：“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种制度的实质是将农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与劳动成果的剩余直接挂钩，农民直接享有在必要扣除后全部的剩余索取权，所以农民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
“大包干”以其独具的优越性受到农民的特别拥护，终于成为家庭承包经营的主要形式。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承包经营，绝不是单纯经营管理方式的改变，是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和激励机制的根本性变革。
农民群众的制度创新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才能开花结果
家庭承包经营真正壮大起来，得益于1978年5月份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正是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家庭承包经营这样发自于基层的制度创新才有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发展和壮大。
不断深化的改革实践催生出变通的政策举措
当初“大包干”这个制度创新是要冒风险的，也就是说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束缚下，基层农民的创新，如何突破旧体制的藩篱?中国采用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当初是在没有一个总体蓝图的情况下起步的，采取解决当时存在的紧迫问题(农民要求吃饱肚子)为出发点，追求直接效果(增产增收)为目标，逐步推广开来的。“大包干”这一重大改革举措当初并没有顶层设计，完全是基层的创新。而且这种创新也是在农村发展实践中经历了一个先是被否定，后是政策逐步松动和放宽，最后才是得到中央文件认可和充分肯定的过程。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提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各种承包方式从理论和政策上做出了诠释。强调两点：
一是各种承包形式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文件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二是强调因地制宜，“各级领导干部在推导群众确定生产责任制形式时，一定要下苦功夫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真正做到因队制宜。切不可凭主观好恶硬推、硬扭，重复‘一刀切’的错误，也不可撒手不管，任其自流。”该文件从理论和政策上为各种形式的承包制正了名，并提倡在实践中要贯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工作作风。
在经过几年农村经济发展实践的检验后， 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政策上变通、逐步调整的做法，顺应了人民的需求，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逐步变通和演进的政策语言反映了农村政策决策者的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
2002年8月，《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三条写明：“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并明确“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从法律上对家庭承包经营予以正名和规范，这已经是改革伊始的20多年之后了。群众的基层创新经过实践检验后，原有的政策束缚逐渐松动和放宽，创新逐渐为决策层所认可，并促进了政策的调整。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发端，农村的改革起始于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创新，源自于小岗村的“大包干”最终成为家庭承包经营的主要形式。此后，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崛起，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