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中国经济周刊》绘制了一幅中国粮食地图，该图显示粮食自给率最高的是黑龙江，高达375%，接下来依次是吉林、内蒙古、河南、宁夏、新疆、安徽等，大约16个省份的自给率大于100%。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福建、青海、海南成为最缺粮的8个省份，其中又以上海为最，其自给率不到13%，严重不足。
于是，“谁来养活中国”这个问题，再一次以现实数据的残酷引发人们的思考。关于中国面临的粮食安全危机，一些人坚持认为粮食安全的根本在于是否守得住18亿亩耕地红线;而另外一些人认为，历史上任何一场粮食危机都不是因耕地不足引发的，如果把土地都变成地产比种粮更容易赚钱，在市场推动下，可以依靠国际市场的买卖自由来解决粮食问题。
后者自不必去论述，因为作为最为基本的生活资料，粮食自给是一个大国安全的基本底线。而前者守着18亿亩耕地红线所遭遇的挑战是，耕地的急速减少和耕地承载能力已超极限。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耕地总数不足18.26亿亩，已接近18亿亩红线;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
无论如何，粮食毕竟是要靠土地才能生长出来。但因追求高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GDP冲动，让“18亿亩的耕地红线”岌岌可危，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有人可能会说，通过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来抵消耕地减少带来的困难。抛开时代所处的现实来说，这的确是个办法。在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耕地减少和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实现了粮食丰收，就是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民生产力，和科技进步带动粮食单位产量的提高。
但之于当下，这两个条件对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已经不大。一方面，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村大量青壮年进城，以老弱病残为主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并不高。另一方面，依靠科技带来提升的单产，已经接近世界最高水准，难以大幅提高。更何况，历经长期的开垦耕种，土地的潜力已经接近极点，而不管科技如何进步，粮食品种如何优良，没有一片优质的土地，粮食还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于是，守住耕地红线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本。但是即便守住了18亿亩红线，并不意味着就守住了粮食安全。
前段时间，广州“镉大米”引发毒地问题，过去依靠科技来提升单产的同时，带来了各种环境污染压力，包括化肥残留、地膜白色污染、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此外，更为重大的挑战是，过去我们只需要解决吃多少、有没有吃的问题，而如今随着各类食品安全事故的出现，我们需要面对吃什么才安全的问题。而这类问题的解决，显然不是仅仅守住耕地就能解决的。
实际上，早在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泛铺开之际，邓小平就提出了三个集中，即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如今借助新型城镇化的契机，通过实现这三个集中来换取18亿亩耕地红线的坚守，和以濒临承载力极点的土地进行休养生息，以及通过土地集中来提升农业生产积极性，或许这是解决粮食安全危机的一个可能途径。
如果，新型的城镇化不改变GDP冲动，未能将粮食和耕地作为根本来考量，那么最终的现实可能会像美国作家杜蒙德在《现代美国》中写的那样，烧掉你们的城市，留下我们的农场，你们的城市依然能像魔术般地迅速重新站立起来;要是毁掉了我们的农场，那么，国内每个城市的街道上都会野草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