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种粮意愿的契合到土地托管的效能
我国农业面临的矛盾，是小生产方式同现代化农业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而在全国方兴未艾的“土地流转”也是实现规模经营的一条良好途径。可为什么长安农民选择的是土地托管而不是土地流转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愿意把土地委托给托管公司管理经营的农民分为两类：一是以外出打工为主业，兼顾土地收益的农村青壮年群体，这个群体对土地收益的要求不高，但又不愿意完全失去对土地的支配和使用，只要不影响其打工就行;二是没有一技之能，以种田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留守老人和妇女群体，这个群体对土地有较强烈的依赖性，加之很多老人有传统的种粮情结，不放心也不愿意把自家的地流转给别人种。这两类农民的共同意愿都是不愿意失去对土地的使用和支配，因此选择土地托管就成为必然。
“地还是农民的，种什么还是农民说了算。”中丰店村村委会主任张宏文用最朴素的语言道破了土地托管和土地流转的根本不同。而对那些种了一辈子粮食的农民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
张宝贵认为，土地托管所带来的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等等功能，和土地流转殊途同归。但与土地流转明显不同的是，土地托管没有改变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和使用权，农民依然是土地的经营主体、投资主体和受益主体。
事实正是如此，在一些土地依然是多数农民生活必须保障的农村地区，土地托管契合了一部分外出务工农民离乡不离土的意愿，尊重了一部分传统农民的种粮习惯和土地情结，更适应了当前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农情。当农民因为种种原因对种地力不从心之时，土地托管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当现代农业发展受制于分散经营的小生产方式时，土地托管不用流转土地，依然达到了规模经营的效应。土地托管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分”的优势与土地规模经营“统”的功能的最佳组合。
长安土地托管模式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此。
“土地托管模式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防止粮食产区土地的非粮化倾向。”张宝贵在调研中发现，以种子企业为龙头的长安土地托管模式，能够实现种粮面积的相对稳定，规模相对固定，他认为，如果能得到国家层面更大力度的扶持，这种模式将为陕西甚至全国的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效能。
从单一发展的困惑到全面推广的路径
土地托管对于稳粮增收的意义显而易见，如果要实现大面积推广，长丰公司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还很多。
首当其冲的就是资金问题。薛拓告诉记者，公司每年收购种子麦500~600万斤，商品试试麦1000万斤，陕西长丰现代农业托管有限公司每年收购小麦所需资金1600万元。除了公司自筹资金，长安区信用联社贷款外，尚有1000万元的缺口。
另外，拖拉机、收割机等农机户同托管公司虽有联系，但不紧密。随着托管公司土地面积的扩大，农机作业在农忙期“链掉线断”时有发生，托管公司支配乏力;农田水利设施的老化，地埋线、机井老化失修。水泵、龙带等水电设施小型化、家庭化，户自为战，不仅浪费了水电设施资源，而且制约了土地托管优势的发挥;仓储用地面积严重不足，库房只有700万斤的容量，而当前需要1000~1500万斤的储存规模。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土地托管公司员工的老龄化现象也相当突出。目前，公司招聘的60多名土地托管员，平均年龄有60多岁，“再过十年这批人就干不动了，如何培养后备人才也是公司亟待解决的难题。”
今年3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曾现场考察了长安土地托管，赞扬“这种模式增产增收效果好，简便易行，可以大面积推广。”长期追踪调研长安土地托管模式的张宝贵，建议应从国家层面制定扶持土地托管的优惠政策，以经济扶持和政策鼓励为导向，引导土地托管健康发展。他认为，必须重点从三个方面着力，才会事半功倍。
“产业方向的选择至关重要，粮食是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物资，粮食生产是我国农业的主导产业，粮食需求将会长期旺盛趋紧，粮食产业的风险相对较低。”他认为，在粮食产业和粮食产区推广土地托管，是符合农民意愿，符合农村实际、符合我国国情的明智之举。
“‘龙头企业’的选择，事关土地托管成败。”张宝贵认为，“龙头企业”在土地托管中处于核心、中枢和关键的地位，“龙头”一要有诚信农民信赖，二要有实力独立运作，三要有人才自主经营，四要有营销网络。长安的土地托管，是以种业公司为龙头，建立的土地托管公司，被实践证明是一条成功的路子。
村委会的服务功能不容忽视。长安的土地托管，是土地托管公司同村委会签订合同，村委会组织自愿参加土地托管的农户签字参与。村委会向托管公司推荐土地托管员，村委会是参加土地托管农民的总代表。村委会在土地托管中起着中介、中转、监督和协调的作用。
对此，薛拓深有感触：土地托管的快速发展，村委会功不可没。离开了村委会的参与支持，土地托管不会发展的这样快、这样大、这样好。
长安土地托管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迪：村委会不仅是村民的自治组织，还有很大的潜在的服务功能。充分发挥村委会的服务功能，对发展土地托管有着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