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随着传统农区劳动力的转移,当前土地流转速度和规模正呈现“双加速”局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生产分工日益精细化。
但在传统分散的家庭经营向集约化农业转型过程中,一些“苗头性”问题已经显现: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从传统小农模式向土地、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明显具有高成本、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而且,在当前种粮比较效益偏低的情况下,土地转入大户后,为企业对接提供了便利,一些地方出现工商资本驱动下的“非粮化”趋势。
针对上述种种问题,农业专家以及多位业内人士开出“药方”: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创新机制。
流转加速新型经营主体涌现
从外表看,60岁的王福军已经脱离了传统农民形象。“我是老农民也是新农民,准确地说,我是有头脑的农民。”他半调侃半认真地说。
王福军是河南省武陟县乔庙乡马宣寨村稻米合作社理事长,他所在的合作社2006年成立,至今流转土地1700亩,有大米加工厂,并注册了稻米商标,还在城里开了直营店。
类似王福军的新型农民日渐成为农业生产的生力军。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当前传统农区的农业生产经营渐具“二元并立”态势:一方面,随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种地兼业化、农业人口老龄化加剧;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经营正从传统小农模式向土地、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
在此背景下,兼业户的农业功能正在萎缩。重庆涪陵区农委农经站站长何泽富介绍,此前的调查显示,全区农业家庭23.8万户,其中近7万户是兼业农户,“农忙时种地,农闲时打工”。但是,“近年来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加快,专业大户、合作社、农业企业不断涌现。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全区每年新增30～50家。”
新型经营主体涌现的背后,是土地流转速度和规模的双重加速。在安徽界首市,2012年流转土地11万亩,是前十多年流转面积的总和。陕西省农业厅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该省土地流转规模仅106万亩,2012年升至456万亩,增幅330%,占家庭承包土地面积的比例从2.3%升至10%。
随着集约化程度加深,农业分工开始精细化。河南滑县种粮大户付东选流转了800亩地。他说:“以前种几亩地,耕种收全得自己干,现在机耕队一天作业几百亩,合同一签就不用问了,种得多倒觉得轻松了。”
河南省农业厅总经济师魏仲生认为,种种现象显示,在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不变的基础上,传统农区的农业生产开始念起了“合”字诀:土地、资本及其他要素的多重联合,推动了农业技术的集成应用、农业节本增效,最终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科技贡献率。
河南省农机局局长张开伦介绍,作为农机应用大省,2007年到2012年,河南拖拉机从339万台增加到387.7万台,增长14.4%,其中大中型拖拉机增幅高达130%,小型拖拉机仅增长9.2%。“在一个常年外出务工人数达2000万的农业大省,粮食生产能实现连年增长,与规模化、机械化的发展紧密相关。”他说。
专业大户高成本、高投入、高风险
2003年,重庆涪陵区焦石镇农民余登合尝试食用菌栽培,首笔投入7500元;2012年,他牵头成立的合作社流转土地达300亩,入社农户53户,年收入1400万元。
今昔对比,余登合感慨地说:“合作社‘乌鸡变凤凰’,但规模大了投入也大,刚建的保温库投入200万元,将来还要建设烘干房,延伸产业链做食品加工,随便一个项目投资都得上百万,当年那种小打小闹的时代再也没有了。”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和传统分散经营农户相比,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明显具有高成本、高投入的特点。在外部条件尚未成熟、自我管理经验不足的背景下,一些专业大户时刻处于高风险运行状态,其间“掉链子”亏损的并不鲜见。
依托自己的农机合作社,河南息县孙庙乡农民陈新伟流转了400亩地。但2012年遭遇旱灾,亏损20多万元。同在息县的种粮大户徐从立,100多亩旱稻全部枯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