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程应重视农民以土地换保障的权利。日本过去在城镇化过程中就做得比较好，地价上涨与出让的好处农民可以直接分享。而中国农民的土地非法交易很多，农民利益难以保障。土地是城镇化的重要资源，但也具有农民资产的性质，土地所有权归集体，而农民也是集体的成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焦必方告诉本报记者。
有分析指出，城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土地，过去三十年的城市化路径，是建立在低成本的土地基础上的粗放扩张。这种低成本的粗放扩张，是以损害农民权益为代价的。农民付出了土地，却没有享受到土地增值的利益，征地冲突不断，也埋下了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实际上可出让的土地是有限的，一个城市的扩张也有边界，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以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为切入点。
忽视农民在分配上的权益，将在城镇化推进中助长非和谐因素。据统计，60%左右的农村上访者是因为土地纠纷问题。焦必方表示，“应重视农民的知情权、选择权，让其了解土地转让的缘起，并有一定的选择权。最好制定不止一套方案，由农民协商集体进行选择。村民在其中也需提高责任承担意识，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责任。目前对选出来的村干部缺乏任内制衡机制，可以参考国外建立同级别代表会议进行监督。不过，一些地区由于青壮年外出务工者较多，监督机制缺乏构建条件。正因为土地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强，人们选择离开家乡，也不关心土地问题。”
有媒体曾于2012年秋披露了广东珠海农村地区的非法占地现象。该调查指出，近年来飞速攀升的城市房地产价格以及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在珠海城郊农村悄然催生了一个隐秘的“黑市”——土地地下交易市场。这个市场的卖家们通常是那些拥有多余宅基地的村民以及村集体，他们顶着法律的禁令，将集体用地非法推向市场，出售变现。
而本报记者在山东一些沿海地区调研发现非法占地现象也很突出，稍有政府公共基础建设或大项目投资的风吹草动，相关联地区的农民便纷纷占用耕地或其他优质土地资源构建投资少、质量差的非法建筑，以求拆迁时能获得高额回报。
“长期形成的追求短期效益与私利，不注重长远与公共利益的习惯，短期内难以改变。政府要发挥正面鼓励和引导作用，将珍惜土地与保护环境的理念在群众中树立起来，减少一些倾向短期效益的行为，利于实现与生态相融的环境友好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焦必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