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消费者越来越关注自身健康和食品安全，一种名为“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被引进中国并得到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的CSA项目已达200多个，分布在全国近20个省市，并呈现出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快速推进的势头。
从“小毛驴”到“分享收获”
3月14日早晨6点，家住北京通州区的刘先生准备出门跑步，他打开家门，一箱有机蔬菜已经摆在家门口了。刘先生打开保鲜箱，数了数，蒿子秆、菠菜、小油菜、小白菜、土豆、萝卜，六样蔬菜，外加一块豆腐，不多不少。看着菜根上还带着些许的泥土，刘先生非常满意，“还挺新鲜的”，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把这箱重达8斤的蔬菜搬进了屋里。
在此之前的5点半，“分享收获”的配送员李钟祥刚刚放下蔬菜，拿着前一晚刘先生放在家门口的空箱子离开。而他实际上4点多就起床了，然后把今天需要配送的30箱已经由同事们前晚采摘并且处理好的蔬菜装车，核查配送单，5点钟准时出门。这些有机蔬菜全都来自通州51岁农民郎广山的50亩菜地里。
这就是当下正流行的“社区支持农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CSA（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
最早把CSA这一概念引进中国的清华大学博士后石嫣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这一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当时的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而现在，这一概念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比如CSA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开始发展以来，迄今已经发展到约5000家，涉及200多万户美国家庭。”石嫣说。
2008年4月，石嫣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州“地升农场”(Earthrise Farm)，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洋插队”，专门研究一种新型的农场经营模式，也就是CSA。随后，石嫣将这一概念带回了国内，并和自己的团队在北京西郊创办了“小毛驴市民农园”，开始践行这一概念。
在“小毛驴”，会员提前缴纳一年的订金，农园则负责为会员生产并配送有机蔬菜和肉类，也可以由会员在农园自己租一块菜地，带领全家一起种植有机蔬菜。现在，“小毛驴”已经发展到1000多户会员，并成为全国CSA的发展样板。
2012年，石嫣离开了自己一手打造的“小毛驴”，和自己的团队到通州郊区的马坊村打造了另一种形式的CSA——“分享收获”。而在此之前，其丈夫程存旺则南下江苏常州嘉泽镇，将“小毛驴”的模式进行了复制，创立了“大水牛市民农园”，开始了CSA在三线城市的尝试。
石嫣介绍说：“CSA最大的特点是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关系，消费者预付生产费用，与生产者共同承担来年农业种植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这种方式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生产者在季节之初就获得了这一年种植的收益，并且这部分收益对生产者付出的劳动来说是公平的，而与此同时，消费者也获得了生态有机种植的健康农产品。”
以“分享收获”为例，农园采用“公司+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由公司向会员收取订金，然后将其中的一部分支付给负责种菜的郎广山进行有机蔬菜的种植，然后由公司向郎广山收购蔬菜，再向会员配送。据“分享收获”的工作人员介绍，会员的订金缴纳有两种选择：一是5880元/年，共配送蔬菜49箱，每周一箱，每箱8斤蔬菜；另一种是9408元/年，共配送蔬菜98箱，每周两箱，每箱6斤蔬菜。另外，如果需要配送猪肉和柴鸡的话，还需要每年分别支附3750元和1800元的订金。通过提前支付订金的方式，农民得到了收益上的保障，而消费者则可以吃到安全健康的有机蔬菜和肉类。
在对“分享收获”调研的过程中，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郎广山种植的蔬菜不用化肥，而是用大棚外面堆积起来的有机肥，这些有机肥一部分来自于养殖基地的猪粪和鸡粪，一部分则来自于附近养牛场的牛粪。而在防治病虫害方面，郎广山则完全放弃了农药的使用，转而采用粘黄板、防虫网、辣椒水、沼叶等土办法加以代替。据介绍，这样种出来的蔬菜口感显老，但却原汁原味，矿物质含量也高。
而在占地110亩的林地养殖基地里，猪场的16头黑猪不是被关在猪圈中，而是被简单圈在3亩多地的果园中，可以自由活动，而鸡场的700多只鸡则完全放养。饲养方面，养殖基地不往饲料里添加任何激素，而是完全用农园自己生产的玉米、麸子、豆腐渣以及菜叶来饲养猪和鸡。当然，采用这样的饲养方法，猪和鸡的生长周期也在无形中拉长。养殖基地的饲养员蒋科介绍说：“我们这里猪要七八个月才出栏，比市场上一般的猪要长两三个月，而我们的柴鸡要至少5个月才出栏，比45天长成的白羽鸡长多了。但这样养成的猪的脂肪能厚达三指，猪肉的口感也好，而鸡肉也比一般的鸡肉耐嚼得多。”
现在，“分享收获”已经发展到300户会员，预计随着昌平和顺义两块基地的建成，今年的会员将达到800-1000户。而“大水牛”今年的会员数量也将从150户发展到350户。
让农民真正参与进来
与国外的CSA已建立起的成熟的发展模式相比，国内的CSA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发起者众多，组织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总体上看还处在对发展模式的探索阶段。
据石嫣和程存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目前国内的CSA按发起者的身份可分为如下几类：一是由小农合作社作为生产主体的CSA，比如国仁绿色联盟、河北安金磊、成都郫县安龙村、山东济南我家菜园；二是由市民个体或者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的CSA，如重庆合初人、北京天福园、厦门土笆笆；三是由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等官方机构发起的，带有试验性质的CSA，如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和常州大水牛市民农园；四是由NGO发起的CSA，如上海生耕农社。
而如果按组织形式划分，形式众多的CSA又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类：一种是像“小毛驴”、“大水牛”这种公司租地开办农场，然后与消费者对接的；另一种是像“分享收获”这种采用“公司+家庭农场”或者“公司+合作社”的方式，然后再与消费者对接的；再就是绕过公司这一中间环节，由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对接的。而现在围绕CSA的争论也主要集中在CSA应该以什么形式来组织上。
石嫣毫不讳言，自己当初离开“小毛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和创始团队的“理念不同”：CSA的本质是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对话，建立彼此的信任，让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得到自己应得的收益，但“小毛驴”采用的是自己租地办农场的经营模式，在其中耕作的农民是雇佣来的，工资不高，远谈不上从中受益。“‘小毛驴’本质上还是消费者的一种自救，无论是‘配送份额’还是‘劳动份额’，受益更多的是消费者，农民远没有参与进来。而从历史和经验来看，消费者的各种自救最终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农民。”石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