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实现新型城镇化目标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有质量的增长，李扬表示，不要经济一出现问题就进行调控，没有想清楚问题就用大力气去调控。在同一个领域中用相同的手段去反复调控，这种强措施、弱智慧的现象，今后应极力避免。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中国证券报：建设新型城镇化目标提出以后，不少地方提出了城镇化率目标，掀起了新一波投资建设高潮。你对新型城镇化是如何理解的，它是否是未来内需启动的引擎?
李扬：在今后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还是城镇化。现在很多人把城镇化当成一个增加需求的因素来看，这自然有道理，但在我看来，这种看法至少是片面的。新型城镇化是要改变中国人的面貌和综合素质，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改变人的身份被限制的状况，最终打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研究经济的人都知道二元经济，它指的是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或者说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这种二元经济在发展中国家是普遍存在的。中国的特殊性在于，除了经济意义上的二元结构，还有社会意义的二元经济和行政意义的二元经济。所谓社会意义的二元结构，说的是我国的全部人口被人为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且两类人自出生肇始便被打上不同的印记，并享受不同的公共服务的状况;所谓行政意义的二元结构，则指的是我国客观存在着区级、县级、地市级等等的级别，因而一提及城镇化，人们首先就要考虑这会对自己所在城市的级别有何影响，或者可能造出什么级别的城镇。总之，经济、社会、行政、政治因素搅在一起，使得中国的城镇化迷雾重重，因而很容易迷失了城镇化的真正意义。
我以为，在全面推进城镇化之前，我们必须将所有这些问题梳理清楚，否则将贻害无穷。应当明确，我国城镇化的最终目标，就是彻底打破各种意义上的城乡分割，实现城乡一体化。中国证券报：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些地方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还有偏差，或者没有摆脱“房地产化”、“造城运动”的旧模式，或者过分强调城市人口率，“赶农民上楼”。城镇化的核心应该是什么?究竟怎样来衡量城镇化水平?
李扬：衡量城镇化水平不能仅看有百分之几十的人住在城里，有多少住在农村。城镇化最终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中国的特殊性之一就在于，自新中国建立始，我们就造就了城乡分割的制度。改革开放之后，城乡差别曾有所缩小，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大规模工业化开始以来，城乡两极分化转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城乡差别成为中国所有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对于一个现代社会而言，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缩小城乡差别，更要整合城乡，实现城乡一体化。
从国际经验来看，农村落后问题的最终解决，高度依赖于工业化和与之相关的城市化。换言之，令我们长期头痛的所谓“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关键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反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也需要有高度发达的农村予以支撑。最近，习近平同志在谈及城镇化时，就曾深刻指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区域共同繁荣。农村发展水平高了，城镇发展水平也会提高，城镇发展水平高了，人们就不会都挤到大城市去。”这一指示，无疑勾画出了我国城镇化的纲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有一些省份，例如广东，在制定本省城镇化规划时，已经超越了那种局限于城市自身的发展来谈城镇化的传统思维，明确地将之上升为本省的城乡一体化方案了。
与城乡一体化互为表里的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我认为，只有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我们的城镇化才能真正是有效率的。现在情况下，人们为什么要到城里去，要削尖脑袋变成“城里人”，是因为城里人可以享受到乡下人得不到的公共服务，主要是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如果所有的公民，无论城乡，都能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那么，他们向城市聚集，就仅仅考虑的是生产要素与产业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是通过要素的集中，创造聚集效应，借以提高经济效率。这样的城镇化显然同造城运动和房地产化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证券报：如何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理解和明晰城市发展的产业支撑?
李扬：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强调产业发展引领问题。城镇化要由产业发展带动，应遵循“产业发展——就业增加——人口集中——城市发展——产业发展……”的道路，总之，应严格遵循先有市，后有城的发展逻辑。无论我们如何界定城镇化，产业发展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城市是生产要素聚集的地方，这种聚集，将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我觉得，城市的产业发展状况，特别是用新型工业化的指标来衡量的产业发展的状况，应当进入城镇化和城市竞争力评价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