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和农村支持政策现状
主持人：加入WTO以来，从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生产补贴，稳步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到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区域和品种等方面，我国对于农业发展的支持政策可以说前所未有地加大了。作为一位资深的农业国际贸易研究专家，您怎样看待我国农业和农村支持政策的现状?
嘉宾：中国农业的本质决定了农业与农民生计、农村发展密不可分，农业支持政策与粮食安全、农村社会文化事业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密不可分。中国财政支农政策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既包括了对农业生产的支持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支持补贴政策，也包括了用于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支出，还包括了部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支出以及对农村道路、林网、饮用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在理论上可以比较容易地把WTO农业协议界定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与其他“三农”政策严格区分开来，但在实践中是很难做到的。把“三农”支持政策等同于农业支持政策，将大大高估中国的农业支持水平。
中国财政支农政策的种类、结构和水平
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不断增长，对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加快新农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相对于中国农业人口数量、收入水平、农业多功能性和社会贡献以及消除二元结构的需要来说，目前中国对“三农”的支持水平仍然是很低的。
2001年至2010年，中国用于“三农”财政支出由1231亿元增加到8580亿元人民币。按当时美元汇率计算，2010年中国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资金为1267亿美元，人均189美元。2013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三农”投入，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13799亿元，人均也仅342美元。
2006年前，中国“三农”财政支出包括支援农村生产和农林水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经费支出、农村救济费、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农村中小学教育支出、农业税灾歉减免补助等。2006年“三农”财政支出合计3173亿元。其中，农林水等部门事业费、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经费支出、农村救济费分别占68%、16%、1%、6%。相关部门的事业费所占比重高达68%，包括了不同性质的政策支出，例如农业部门事业费包括了农村公共事业、农民教育、中非农业合作和南南合作、农业资源和生态养护、渔业增殖放流等。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包括了农村公路建设等。
2006年后，“三农”财政支出包括支援农村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四补贴”、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支出等。以2010年为例，中央“三农”财政支出中，支援农村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四补贴”、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支出分别占40%、14%和39%。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包括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农业保险保费补助、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扶贫资金、测土配方施肥补助、基层动物防疫补助、农民培训等项目。各项农业事业费包括农业、林业、水利和气象部门的事业经费。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支出包括农村教育、农村文化、农村医疗卫生、农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农村救济。
第一类财政支出中有相当一部分不属于WTO界定的国内农业支持，第二类基本属于国内农业支持，第三类完全不属于国内农业支持。2011年前两类支出为5496亿元，折合851亿美元。如果把第一类中不属于WTO界定的国内农业支持扣除，中国农民获得的属于国内农业支持的财政支出人均不足130美元（合人民币797.057元）。
基于WTO分类的农业国内支持水平
十多年来，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变化很大：取消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屠宰税;在加强一般性公共服务的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以“四补贴”为核心的强农惠农政策，先后实施了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制度以及玉米、大豆、油菜籽等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形成了与中国入世承诺和WTO规则一致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
由于口径差异很大，要在“三农”政策中准确梳理出WTO农业协议界定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需要大量的工作。但从2005至2008年中国政府向WTO通报的数据看，2008年中国“绿箱”支持水平为5930亿元，非特定产品“黄箱”支持水平788.6亿元，占当年农业产值的1.5%。特定产品“黄箱”支持主要用于小麦、水稻、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籽和生猪等7个产品，除小麦支持为-65亿人民币外，其他6个产品支持量水平分别为53、22、4、28、9、52亿元人民币，分别占该产品产值的1%、1%、1%、3%、1%和不足1%。
分析相关数据，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判断：
一是中国农业支持水平符合WTO规定和中国入世承诺。根据2005~2008年的通报，中国特定产品与非特定产品的支持均未超过WTO规定的上限，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仍较低。例如2008年，非特定产品“黄箱”支持仅达到农业产值的1.5%，距承诺上限尚有较大空间，且基本不造成市场扭曲;特定产品“黄箱”支持占相应产品农业产值比重最高的产品是棉花，其支持额也仅占其农业产值的2.5%。
二是2008年中国通报的“绿箱”措施中，一般服务占60%左右。在一般服务中，其他一般服务所占比例最高，达46.8%。而其他一般服务中包含了农业、林业、水利、气象部门的行政支出、人员工资和补助等。这部分支出并不全部属于农业国内支持，将此类支出全部纳入“绿箱”，导致了对“绿箱”支持水平的高估。
三是“绿箱”国内支持总量近年来增长较快，但既使按照高估后的数据计算，人均支持水平仍然很低。
四是“绿箱”支出中自然灾害救助支出增长迅速，但由于需要援助的目标群体巨大，援助标准的有限提高都将大幅度增加支出总量。
五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包含了许多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开支，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绿箱”支持水平的高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