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梁庄，让梁鸿越来越陌生。除了荒败的老屋、几亩青绿的麦田、母亲的坟地，她熟悉的事物，已经不多了。
因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出版，这个普通的村庄，逐渐被外人知晓。
乡村田野调查，在中国有着久远的传统。近代费孝通的“江村”、晏阳初的“定县”、梁漱溟的“邹平”、陶行知的“晓庄”，记载了上世纪初的中国乡村面貌。在漫长的空白之后，于建嵘的“岳村”和梁鸿的“梁庄”，从不同侧面，记载了当代中国乡村转型时期的变迁。
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她的“梁庄”，由2013年3月出版的《出梁庄记》和2010年11月出版的《中国在梁庄》组成。
在《中国在梁庄》里，通过5个月的回乡调查采访，梁鸿还原了梁庄近40年来的变迁故事，真实记录了农村的破败和荒芜过程;在《出梁庄记》里，梁鸿讲述了30年里三代农民工在城市谋生的故事。
春天的梁庄，被麦地、绿树包围，郁郁葱葱。但进了村子，水泥路面遍地垃圾，车一开过尘土飞扬。路两边树木落满灰尘，水沟丛生杂草，高得盖住了觅食的鸡鸭。村口的水塘被垃圾埋了一大半，剩下的水面上堆满厚厚的青苔、五颜六色的塑料袋，一头猪的尸体泡得肿胀，静静浮着，继续腐朽。
“我很意外，我生活的乡村会以这样的破败形式体现出来。”梁鸿说。
“她爷和三爷都是饿死的。”梁鸿的父亲梁光正指着自家老宅后院里的两个土包，对笔者说。
梁庄所在的邓州出产小麦、棉花、烟草、辣椒、花生、芝麻，村里住着梁、韩、王、钱、周、张、袁、刘等姓氏，梁姓和韩姓人口最多。在两百多年的历史里，梁、韩家族，轮番做村庄的统治者。
灰瓦泥墙的房子是解放初期造的，大多数快塌了;黑瓦灰砖的房子属于上世纪60、70年代;红砖红瓦的房子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一些高墙围住的两层楼房，是最近20年里盖的。
梁鸿家的老屋有3间，黑瓦灰砖。院墙已经坍塌，厨房被邻居改造成了厕所，房屋的一角也塌了，露出黑亮的大梁。邻居还开垦了前院，种上蚕豆、花菜、大葱。
梁鸿爷爷是1960年2月14日死的。政府搞集中养老，爷爷提着夜壶，背着被子，去了四天，结果饿死了，躺在薄席上抬了回来。梁光正在南阳修水库。“六零年都是贼，谁不偷饿死谁”。当时梁庄连一棵树都没有，树都砍掉“大炼钢铁”烧了，树叶都没得吃。
1960年，梁庄每天人均口粮从四两变成二两半。结果这年饿死了70人，家家户户都有人死。“大炼钢铁”留下的一个大坑里，堆满了饿死的人。
“当时粮食都在各大队粮仓里，放坏了也不让吃。梁光明是村里保管员，他家饿死人最多，爹妈、嫂子都饿死了。他二嫂半夜去偷麦子，被人打断了腿，他也不管，最后饿死了，侄女没人管，也饿死了。”梁光正回忆说。
那年夏天，麦收之后，梁庄人终于可以吃上粮食了。“结果又死了一批老年人，因为饿的时间长了，肠子饿细了，一吃多，就撑死了。”
1962年，梁家还是吃不饱饭，梁光正弄些碎烟叶，挑着担子到山区换粮食。没想到换的粮食在隔壁县让“四清”办公室没收了，“我哭一路，两手空空回了梁庄”。
1978年改革，土地承包责任制并没有给梁庄带来好运。梁庄“人多地少”，上世纪60年代人均一亩半地，到这时候只有人均八分。“靠种地只能吃上饭，手里没有闲钱，孩子上学、生活开支经常得跟别人借。”梁光正回忆说。
梁鸿是家里第五个孩子。母亲生了8个，第一个男孩夭折了，梁鸿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两个妹妹。梁光正要养活7个孩子，生活压力特别大。“庄稼一年种两季，小麦一季，接着种绿豆、玉米、芝麻、烟叶等经济作物。地少，这些农作物的收成连糊口都不够，家家贫困不说，一到春天就断粮。”梁光正说。为减轻经济压力，父母把梁鸿的大妹妹，送给了附近一家人。
所有的家长都会告诉孩子，只有好好上学，才能够变成城里人，转户口，有工作，能吃饱饭。
梁鸿至今很感激父亲。“我们家除了三姐在家照顾母亲外，其他孩子都上学。那时候我父亲满村借钱。因为我们老拖欠学杂费，一开学经常被罚站在门外边。我小妹妹也是中专毕业。我们这样的贫困家庭，3个孩子靠上学，逃离农村，变成城里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大姐是第一个离家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她考上了南阳医专。“大姐9月份上学，我妈10月份病倒了。一个月10块钱的津贴，她节省下来五六块，贴补家用。”毕业后，大姐分配在邓州医院工作，转了城市户口，吃上商品粮，成为家里的榜样。
大姐经常给梁鸿写信。“有一次她写了带着着重号的一行字：‘只有上学才是我们的出路，只有上学才能让我们过上好生活。’在农村，过不了好生活，吃不饱饭，农村是愚昧、落后，只有逃离农村，才可能有好生活。”
梁鸿初中毕业，15岁时考上了邓州(邓县)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南阳第四师范学校”)。18岁师范毕业，分配到邓州下面一所乡镇小学教书，一个月有60块钱工资，“可以缓解家里的困难，供妹妹上学了。”
梁鸿刚工作不久，就有人来提亲。“对方是城里人，家里有房子。我姐姐、姐夫当时都劝我同意，但我不甘心，我觉得生命不应该停在这个地方。”
工作三年后，梁鸿报考了南阳教育学院，脱产读大专。大专读完，她又通过了本科自考，考上郑州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接下来又读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博士。2003年，梁鸿留在北京，成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老师。
2010年10月11日，梁庄最早的外出打工者梁贤生，因晚期癌症在南阳去世。他的骨灰回到梁庄，葬在梁姓的墓地。“最早出去的，又最早回来了。”
梁贤生家在梁鸿家左边，两家只有一道象征性的矮墙隔开，彼此都很熟悉。1982年，梁贤生离开梁庄，到南阳打工。那时候梁鸿不到10岁。
在梁庄，梁贤生是个传奇人物。最早娶城里媳妇，最早开着小汽车回梁庄，激发了更多的梁庄人外出打工。
“改革开放的唯一好处是，农民可以到城里打工，开了新的挣钱门路。不管在城里干啥活，总能让家里人吃饱饭，维持日常生活运转。”
梁庄人的打工地图，从邓州开始，后来是南阳、郑州，北京、西安、青岛，最后扩散到深圳、东莞、中山、厦门，天津、内蒙古、福建、新疆。
出门打工的四百多梁庄人，分布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踩三轮车拉货、开店铺卖杂货、在集贸市场摆摊卖菜、干建筑工砌墙刷漆、干裁缝开服装店、在家当算命先生、当厨师开饭馆，或者在工厂打工。梁鸿的二姐、三姐、哥哥，也都是这股打工洪流中的一员。
二姐高中毕业，经在新疆工作的伯父介绍，去新疆一所中学当民办教师，教英语。工作三年，她始终适应不了新疆冬季的寒冷，身体也一直不好。二姐后来回到梁庄嫁人，如今在县城干废品回收。
三姐长期在家照顾生病的母亲，没有上学。母亲去世后，她曾去广州打工，在一家食堂打杂，洗菜、洗碗;因患有类风湿病，一年后回梁庄嫁人，现在在县城开了家电器商店。
哥哥高中毕业后，先是在城里表哥的建筑队里干泥瓦匠，一天五块钱。泥瓦匠是体力活，饭量大，攒不住钱。他改行学木匠，到陕西延安，给农村人包沙发做椅子。后来上北京打工，在北京站倒火车票，赚个手续费，被警察抓住送到昌平，关了两天两夜，遣送回安阳收容站。收容站把他们卖到砖瓦厂，一人一百块钱。
偷偷跑回梁庄，哥哥进了卫校学医，后来结婚成家，在吴镇开了个小诊所和一个旅社。
小妹和大姐在医院上班，在邓州安了家;父亲也在邓州居住，养老。对梁鸿一家人而言，梁庄不再是他们的家。“这就是我们逃离农村的故事。不逃离农村，你只能种地干活，跟城里的生活完全是两重天。”梁鸿说。
今天的梁庄，让梁鸿越来越陌生。除了荒败的老屋、几亩青绿的麦田、母亲的坟地，她熟悉的事物，已经不多了。这些年，在春节、清明这样的节日，梁鸿一家人才会回到梁庄，去河边的坟地，看望长眠地下的母亲。
梁鸿走了20年的道路已经废弃。村旁的土地庙不见了，幼时开满荷花的清澈水塘已被填埋，如今坐落着一排新盖的楼房。村北的树林和河滩，过去是全村人消暑的宝地，盛夏傍晚他们在这里洗衣、洗澡、聊天，直至夜深，如今河滩已经开垦成良田。湍河不再宽阔，只是以前的十分之一，甚至季节性断流，河床满是挖沙后的大坑。
因为缺乏管理和统一规划，整个村庄看上去杂乱无序。房屋的朝向原本整齐统一，现在各自为政，四处开花;有钱、有能力的人沿公路而居，没有能力的穷人住在原来旧房里。乱搭乱建让人分不清方向。
即使是中午吃饭的时刻，村里也很少看见人。村庄安静得可怕，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老弱病残。偶尔遇到有人在家，但梁鸿已经不认识他们了。
因为土地流转，承包到户的土地又重新被整合。资本正在进入梁庄，集中起来的土地，实际上受控于有金钱能力和销售渠道的人。有个老板种烟叶，租了梁庄几百亩地。他要雇劳工，五十多岁的梁庄人给他打零工，一天挣30块钱。“分田到户30多年后，梁庄人开始在属于自己的责任田里给别人打工。”梁鸿在《出梁庄记》中写道。
如今回到梁庄定居的，基本上是第一批外出打工者。有时候突然回来，盖一栋楼房，娶媳或嫁女，在家过一个春节，然后继续在外打工。这样的中年打工者，不久就会回到村庄，因为他们就要开始准备照顾孙子或孙女。再就是丧失劳动能力，身体不好回乡养病的。
第二代打工者即便选择回乡，也没有回村。他们不爱种地，对农村也没有感情，大部分选择在南阳、邓州的小区买楼房，或者再投资一两个商铺，准备做点小生意，养活一家人。梁贤生兄弟姐妹定居南阳;韩家恒在内蒙古和南阳都买了楼房，弟弟韩家武也在南阳买了楼，姐姐韩朝侠则定居在内蒙古，一家人的户口都迁了去。他们不再回乡，也不再和梁庄有牵挂。
第三代打工者，今天更加年轻的90后，在城市夹缝里长大。对他们来说，梁庄是一个陌生、遥远的地方。“长期在城市生活，他们日常消费、生活习惯已经和城市人无异。他们更不会选择回乡。”
在《出梁庄记》的后记里，梁鸿写了一个她听说的消息：“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力度加大，梁庄未来可能消失，并村还地，和邻近两个村合并，村民搬到楼上，村庄划为良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