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人”的家族式、村寨式、地域式定居，真正改变了发达地区的某个特定区域的社会文化生态。看上去，它和每年农民工从打工地回家，然后又从家里出来的“主流”悲情叙事恰恰相反，似乎是要破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融合、社会结构重组的沉重命题。
想象一个这样的地方：在这里，外地人口占据绝大多数，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出生和长大，也许还会一直这样繁衍下去;他们同乡聚居，逐渐把老家的居住形态、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复制、嫁接到了这里;他们已回不到老家，但户籍又不被居住地接纳。
他们是哪里人？这里是谁的家乡？
这样一种情况，在经济发达地区并不少见。这部分人是相对稳定的流动人口，他们的家族式、村寨式、地域式定居真正改变了发达地区的某个特定区域的社会文化生态，然而这种“事实定居”，得不到户籍政策层面的正式确认。
多年来，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对于外来务工者，始终习惯于“甩包袱”式的使用，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在今天，包袱实际上再也甩不掉。于是，就像时空错配一样，本地人、外地人在一个村子里共生共存，各有各的一套文化、伦理法则，互相渗透，又互相抗拒。
这是中国社会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背景下，所发生变迁的一部分。看上去，它和每年农民工从打工地回家，然后又从家里出来的“主流”悲情叙事恰恰相反，似乎是要破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融合、社会结构重组的沉重命题。
他们把家乡搬到了异乡
2013年8月20日10时多，四川达州人吴明云提着一把铁锤回到家中。
这里是东莞石排镇塘尾村，吴明云四兄弟现居于此。加上侄子、侄女、侄媳妇、侄女婿等，吴明云在这个村子至少有30多个亲人。他在这里已经住了8年，而他二哥则住了12年，还有一些老乡，居住时间已接近20年。
现在的塘尾村，东莞本地人只有10余户，剩下的都是外地人，在外地人中，达州人又占90%以上，一共有1000多人。这里俨然已成为一个“达州村”。
离石排镇不远的横沥镇石涌村，也是一个典型的“人口倒挂”的地方，本地人1767人，外地人则超过1.2万。这是一个沿海农村工业化的典型样本，本地人的身影，已经完全淹没在庞大的外来人口之中。
石涌村“流动人口居住中心”一个相对封闭的大杂院里，住着将近200名外地人，其中有九成是安徽阜阳人。一对姓杨的阜阳籍姐妹两家人都住在这里，依靠丈夫收废品为生。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莞的外向型经济飞速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拥入。这让本地人和外来者关于“家”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本地人离开了老房子，重新划分宅基地，更加集中地居住，把土地让出来承载工业项目。随着经济能力的提高，他们之中的年轻人又离开村子，搬进了更高端的居住环境。外地人则进入村子，在租价最便宜的区域聚集居住，从一开始的孤身一人，背井离乡，到现在的拖家带口，全家借住。
久而久之，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已经形成了千丝万缕的生活联系，无法再行剥离。
在塘尾村，村子里的达州人大多是建筑工，如木工、砖瓦工、泥水工、搬运工。本地人搬到村外另建房屋居住，建房、装修都要仰赖这些工人;村里的老屋年年都要维护，也是雇用达州人去完成;本地人中多有企业老板，或者包工头，也需要长年请达州人为自己工作;老人们将老屋租出去，也依靠达州人的长住获得一些租赁收入。
而达州人，则在这里获得了可以承受得起的廉价住房，并在与当地老板的工作关系中，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
本地人、外地人，双方的家乡和生活都已结合在一起。外地人人数更占优势，呈现出一种“鸠占鹊巢”的耐人寻味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