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占鹊巢”的社会格局
无论是塘尾村的达州人，还是石涌村的阜阳人，这种同乡聚集的特点，都反映着流动人口开始在沿海发达地区逐渐固化、减缓流动的趋势。
塘尾村的达州人和石涌村的阜阳人，以群体为特征，分别从事某一个行业，达州人做建筑工，阜阳人则收废品。他们渐渐集中到一个地方，是经过10几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才形成的。一个老乡带一个老乡，逐渐滚雪球般形成规模。吴明云是二哥叫过来的，而杨二姐一家则是姐姐介绍来的。
随着时间推移，来到同一个村子的亲戚朋友越来越多，这些同一户籍的外地人，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村子里发展出了自己的亲族谱系，相当于在异地“重建”了自己的家乡。塘尾处处通用四川话，而大杂院则一般是阜阳话，广东话毫无用处。这样的生活环境，让这些外地人在东莞找到了家乡的慰藉，减少了以往外出打工者那种孤零零的漂泊感，也没有多少乡愁。
吴明云、杨二姐都很少再回自己的老家。吴明云两个孩子，一个在北京读书，一个在增城打工，过年就回东莞团聚，现在老家只剩下大哥和80多岁的老母亲，他们几乎把整个家族都搬到了塘尾村。杨二姐在东莞照顾两个孩子上学，没有工作，丈夫收废品一个月只能赚一两千元，承受不起回老家的费用。
因为很少回去，更少在过年时回去，拥挤不堪、买票困难的春运，对于吴明云、杨二姐他们，都不成其为烦恼。
在家乡时的生存之道，也被异地复制过来。在同乡之中，一种类似于老家宗族关系的不明确的权力—权威关系得以重建，一些在村里更有经济头脑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人，自然而然成为了同乡们的核心。
在石涌村的大杂院里，老许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与周边企业联系广泛，便当起了工头，帮院子里的男人们在收废品之外找活干，被男人们称为“老板”。与雇主之间的沟通全部由老许负责，邻里发生矛盾，或者与外界有了纠纷，老许也要积极出面协调。久而久之，他就成了一个类似村长的角色。
对于本地人而言，租客们以户籍为联系集中居住，也是一个值得欢迎的现象。因为当他们在这里建立起牢固的邻里、乡情和亲戚关系，居住和就业就都变得更稳定，更能确保租住率以及村经济的繁荣。同时这些拖家带口的人，一般不会成为治安隐患。
见到记者的时候，塘尾村的森叔正在打扫自己家的出租屋，租客刚刚搬走。起初为了让他们能够长住，森叔还专门雇人用钢铁搭建了一条楼梯，花了2000多元，但他们住了两个月就走了。房子一个月租金才200元，这一走，森叔不知道何时才能收回搭楼梯的成本，他希望来一个达州住客，可以长期居住。
森叔的想法在东莞是整个依靠租赁经济为生的本地人群的集体想法的缩影。外地人的去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2008年，东莞官方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口号之后，被民间解读为要将低端劳动力赶走，外地人沉默不语，第一个跳出来强烈反对的反而是本地人，甚至有一些老人激动起来，指着市领导的鼻子大骂不止。
隔膜，被碰触的权利边界
尽管共用着一个村子的空间，而且彼此结成了经济上的共生关系，但本地人与外地人两个群体，基本上还是互相隔绝，不相往来，各过各的，如同在两个世界。
他们首先面对的是地域差距造成的文化隔膜。
在塘尾村，记者采访时，外地人和本地人都常常会说对方“不好相处”，彼此印象消极。70岁的塘尾老人李宗吉说，外地人交租很不积极，总是要人去催，常常闹得不愉快。达州人吴明云则认为，房东总是来催租金，让人很厌烦，他希望自己打电话叫他来的时候他才来。
本地人习惯了一种商业化的思维，即到期交租，天经地义;而达州人则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农村式的感情圈子，认为催缴租金就是一种主动伤害感情的行为。
尽管在塘尾村已经很少本地人居住，但本地人的“祖宗”依然住在里面。达州人罗姨租住的老屋，一推开门就能见到几张大大的老人黑白照，那是房东家的逝者。一旦回到家里，就要面对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死者的面容，这让罗姨一家住得很不自然，但这一项无法通融。
有着同样苦恼的不仅是罗姨，不少租出去的老房子里都摆着先人遗像或者牌位，这是不能移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