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第二次来到塘尾村的8月20日，是农历七月十四，东莞当地盛行的“鬼节”。进出村子的东南大门门厅里，一直有本地人在此祭拜，烟雾缭绕。本地人说，碰上任何节日，本地人都要从外面赶回来祭拜。而刚刚过去的农历七月七日，是塘尾村最盛大的康王宝诞节庆，各种民俗热闹登台，村子里锣鼓喧天，鞭炮声声。面对这些，达州人都是匆匆走过。
塘尾村里依然运行着本地人制定的一套无形的规矩，这些规矩确定了外地人权利的边界。
村子里有一口池塘，里面养着许多罗非鱼。有些本地人，有时间就会到这里垂钓，把鱼弄回家去喂乌龟。达州人则不能在此钓鱼，曾经有一次，达州孩子垂钓被本地人看到，本地人上去制止，一拉扯就发生了冲突，孩子的家长赶过来，激烈地吵了一架。
塘尾村的许多达州孩子，就出生在这里，并在这里长大，对他们而言，这里就是他们的故乡，在故乡的池塘垂钓，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游戏。然而在本地人脑中，依然有明确的产权意识，地方永远是自己的。
这些偶尔发生的矛盾，会让外地人对于家乡的需求感更加强烈，他们就会在同乡圈子里结成更加稳固的互助关系，以应对可能的侵犯。但他们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不能组织起有形的“同乡会”，这会导致官方的敏感。
博弈，暂时的平衡
官方对“同乡会”很敏感，但户籍基础上的聚居、更稳固的互助关系，并不意味着矛盾多发。
事实上，他们虽然是户籍意义上的流动人口，但拖家带口，很难流动，对居住地已经有了长期的依赖性，这些人恰恰是外地体力劳动者中最利于社会稳定的一部分。本地人感谢他们给自己带来收入保障，而他们则感念本地人让渡给自己一个廉价的立足之地。
这种本地和外地的两个乃至多个乡村在同一时空上的复合叠加，正逐渐生长为一种在全国均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社会文化生态。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是经济起步初期乃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期内均始料不及的，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相互改变，正在让按户籍区别对待的政府政策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
这就迫使原来并不关心外地人生活诉求的当地政府，现在必须开始严肃考虑这些人的需要了，因为这已经与政府的政绩紧密相连。
比如，像杨二姐这样的孩子还在读小学或者幼儿园的外来家庭，在大杂院里有很多，在整个石涌村更是不可胜计。他们迫于生计，无法对孩子照管周全，就容易发生意外，而一旦孩子出事，就会成为污点计入村里、镇里的考核成绩单。
所以，现在包括石涌在内的外来人口集中的村子，都有类似“新莞人服务中心”的机构，政府会利用一些社工力量，给外地人的孩子提供一些边缘性的服务。比如外地孩子放学之后父母往往尚未下班，就给他们提供一个中继性场所，让他们可以在那里复习功课或者游戏，有一些社工陪同。留守儿童假期来到石涌村，也能够得到培训、照看等服务。
尽管相对于服务均等、福利均等这些长远要求，这些琐碎的服务仍然显得避重就轻，但这已是外地人与本地人长期博弈的结果。当石涌新莞人社区服务点终于挂牌的时候，在场的义工曾热泪盈眶：这块牌子挂上去太不容易。这种类似“安慰奖”的服务，至少能让外来者们感受到一种可以接受的相对平衡感。
长期的共存共生，使得本地人与外地人也比以前更能互相接受。吴明云的二哥的儿子，娶了一个本地媳妇，名正言顺成了本地人，这样的情况在东莞越来越多。如果时光倒回一二十年前，这还是极少的孤例，甚至本地人家庭提及外地人，就会有一种天生的厌弃。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在东莞提高了经济地位，与本地人的距离也就自然拉近。
当然，要实现真正的大面积的平等和社会融入，看来还遥遥无期，而且即便改变恐怕也落不到吴明云、杨二姐他们这种身份的外来者身上。户籍，还是本地人、外地人这两个叠加在一起生活的群体之中一道天然的界线，本地人依此获得强大的心理优势，并坚守住这条界线。
人口倒挂的问题，也就只能在这种模模糊糊的状态下继续着，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着同户籍聚居这样的“化学变化”。
但这是一种不可逆的生长，定居的外地人自发地构建着未来东莞，还有其它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和社会结构的基础，等待在一个合适的时机里，变革被形势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