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张孝德
绵延五千年之久的中国乡村文明，处在何去何从的历史十字路口。2012年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市化率达到了51.3%。这标志着当代中国从农耕经济主导的乡村社会向工业经济主导的城市社会的转型出现了历史性拐点。对于这个历史性挂点，一方面，对中国百年之久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期盼给予了极大鼓舞，因为我们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另一方面，当我们展望未来城市化的图景，面对快速消亡的乡村文明，却感到阵痛和担忧。因为在中国乡村快速消亡的背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载体的消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的动摇。在历史的天枰已经开始向城市社会倾斜中，中国是否一定要走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警世：乡村消亡危机的六个表现
1．文明形态上判处死刑：使乡村失去希望
作为中国传统文明载体的乡村目前遇到的最致命的危机，是在被认为是世界发展必然趋势的城市化浪潮中，失去了存在的时代理由。从文明形态上判处其死刑，使绵延五千年的乡村文明陷入无力回天的困境中。不论是一些地区正在搞得大规模“拆村建区”的城市化，还是许多地方热衷的“拆村进城”农民被城市化;不论是主流学者所主张的五年内让农民工终结的城市化，还是各地政府正在编制的、雄心勃勃地城市化率成倍增长的城市化目标，在所有这些理论和行动的背后，都不约而同地包含这样一个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逻辑：即农村作为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的载体，无法承载以工业化为内容的中国现代化。中国要实现近代以来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之路。无论是被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论证，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现代化之路，似乎都准确无误的回答了，走向城市化的过程必然是城市替代乡村的两元归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传统文明载体的乡村走向终结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落消失。
2．教育上撤点并校：使乡村文化传承断根
如果说在文明形态上判处乡村文明死刑，夺取乡村文明生的希望，但至少我们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乡村有足够生命力来应对危机的挑战。只要给予中国乡村文明足够的时间，她所具有的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一旦启动，也许会创造起死回生的奇迹。但是从2000年开始的拆点并校，对具有自我修复功能的乡村是致命的一击。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拆点并校使维系乡村文明的乡村文化传承系统遭到了摧残性破坏。但对于教育服从于工业化、城市化而言，却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拆点并校从根上切断了落后乡村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让孩子进城，成为小手拉大手，孩子带动大人进城的一个诱饵。
3．农业发展资本化、规模化：使乡村失去存在根基
尽管中国以小农经济这种方式在过去60年里，创造了以世界7%左右的耕地养活全球20%人口的奇迹，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生产连续9年丰收的奇迹。而且这些奇迹，是在仍然存在农产品剪刀差、是农民在进城打工之余兼职的条件下实现的。然而，对于中国农业创造的这些奇迹，我们不仅没有感到自豪和自信，进而去研究它，保护他，反而更多的是不满和批评，以及坚定不移地改造。因为这个奇迹不是由现代化农业创造的，恰恰是在中国存在几千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创造的。特别是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我们仍然保留着如此落后的小农经济，显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短板。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政府主导资本配合的一次轰轰烈烈的农业现代化运动正在启动。按照中国未来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应当是类似西方那样，让中国农村应该留下20%或更低比率的农民从事高效率、规模化、产业化的农业，来养育80%的城市人。
展望这样一种农业现代化的前景，我们不仅兴奋不起来，反而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担忧。因为在这样一种现代化农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另一番景象：过度规模化带来的将是农民失业、乡村社区消亡、多样化遭到破坏的惨状。此外中国粮食安全的风险性也会增加。按照这个道路走下去，在中国绵延几千年之久的、怀着对天地敬畏和感恩、精耕细作的传统的家庭农业将不复存在，我们所憧憬的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彻底实现之日，即是失去经济基础的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彻底消失之时。
4．盲目输入外来制度：使乡村互助社会解构
目前中国乡村萧条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乡村社会组织的缺位，导致乡村社会碎片化。农村社会“空壳化”带来传统道德“荒漠化”，使农村已经从温馨淳朴的熟人社会，变成冷漠寂寥的半熟人社会。按照乡村必然消亡论的逻辑，农村组织碎片化也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其实乡村互助社会组织的碎片化解构，与按照城市管理模式盲目输入外来制度密切相关的。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城市是一个生人社会。但是在乡村就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城市是进步文明代名词的前提下，乡村的改革与发展，就成了按照城市模式改造的过程。比如，我们不加改造地、将适应生人社会的民主选举导入乡村的结果是，使中国乡村处在传统熟人社会组织丢失，而输入新治理模式又无法消化的断层中。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在经历20多年后，仍然处在乱象中。
如果说，按照城市模式对农业区的农村进行改造，虽然有食而不化的问题，但毕竟从农业到工业是自然晋级的过程。而以一刀切的模式，对处在中国西部和北部游牧区农村也进行同样的改造，其带来的负效应远比农耕区的农村还要大。如盲目对牧区进行承包制、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改造给脆弱的草原带来许多灾难性后果。承包制使草原资源整体遭受了碎片化分割，使传统草原互助体系崩溃的结果是，大幅度降低了草原四季游牧空间和抗风险的能力。在生产方式上，盲目推行集约化经营的围栏饲养模式与牧民移民定居工程，导致了水资源短缺、局部草资源过度放牧，导致了草原退化等问题。反过来，又把人为外来输入制度造成的结果，作为认定游牧生产方式落后，需要进一步改造的原因。在这样一种因果颠倒的恶性循环下，推进的让牧民移民的城镇化，无异于让一年级的学生，跳级升入三年级一样。这个跨越式的发展，如果成功，自然是好，如果不成功，就会陷入回不去，上不去的陷阱中。而目前大量研究表明，陷入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5．乡村被城镇化工具利用：使农民陷入无助与恐慌
我们为什么要推进城镇化，因为城市能够让生活更美好。一方面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一方面是越来越美好的城市。在如此巨大诱惑下，农民进入城市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在目前许多地方政府推动所谓为农民着想的城镇化中，却出现了农民不买账的状况。这是因为在政府推动的城市化与农民心目中的城市化是两种不同的城镇化。
首先，在一些学者和政府计算中，农民进城市可以带动城市投资与消费。而在农民计算中，进城市意味着生活成本的提高，如果收入不增加，进城意味着负债进城。其次，让农民让出土地进城，在房地产商和政府眼中，是让农民拥有的土地资产化，获得收益的好机会;但在农民心目中，恰恰成为一种不平等的迫不得已的痛苦出让。
再次，政府认为，拆村进城，是为了让农民享受与市民一样的美好生活，但是农民非常清楚，美好城市化不是免费的午餐，进城意味着他们不仅要付出高成本的生活代价，还要付出原有乡土文化环境缺失带来的精神损失的代价。
在农民与政府博弈中，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他们的房子和宅基地有多少可以用货币来衡量，有多少是无法用货币来补偿的。当然他们也非常清楚，他们与政府、房地产商的博弈中，他们是弱势群体，无力抗衡。他们不知道他们祖祖辈辈居住了上千年、上百年的村庄哪天会拆迁，他们在一种无助的恐慌和不安中等待被城镇化。
6．工业文明病在乡村蔓延：使乡村生态环境恶化
以高能耗、高消费为代价的高福利工业文明，是一种高成本的文明。当代中国享受着工业文明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也开始饱受工业文明带来的成本之苦。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在当今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中，农村与城市相比，所获得的工业文明的好处比城市要少得多，而承受的文明成本却高于城市。农村不仅承受着农业化学带来的严重污染，还承受着城市工业化所转移的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