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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困国企的转身 易贡茶场的四年援藏试验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发布时间:2014-08-21  来源:南方周末  浏览次数:543

  一次失败的改制,更让这所曾弥漫着革命激情的茶场彻底陷入了困境。

  1998年,正是国企改制风行之时,易贡茶场也在当地政府的主持下,引进一家重庆的企业成立股份制公司,更名为“西藏太阳农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最后却演变为西藏自治区建区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贷款诈骗案。

  来自重庆的公司负责人以茶场技术改造为由,把茶场资产拿去做抵押,贷了5300万元。除少部分用于茶场经营外,大部分都挪为他用。2006年东窗事发时,茶场已一蹶不振。拖欠职工工资360万元,欠缴职工社会养老统筹金2700万元、公积金1000万元。

  由于欠缴养老金,职工无法正常退休,易贡茶场成为当地的上访大户。

  “是我们去把广东援藏争取过来的。”安青说,当时的茶场老领导江秋群培写信给林芝地委,请求将茶场作为广东援藏的地点,并指名要黄伟平来茶场工作——之前三年,黄伟平在离易贡茶场数百公里外的察隅农场担任党委书记,将同样命悬一线的农场挽救了过来,这让茶场职工看到了希望。援建能带来资金和项目,他们也想发生改变。

  2010-2013年,六千余万元广东援藏资金陆续到位,西藏自治区政府也豁免了欠缴养老金、拨款补发了工资,茶场缓了口气。

  而安青的考虑更实际一些:“我们是茶场,要把茶叶卖出去,广东应该会有办法。”

  最贵的两万元一斤

  两万斤积压多年的绿茶被统一制作成黑茶。2011年是西藏解放6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黑茶被制作成纪念茶饼,以1500元一块的价格,在当年的销售中大出风头,一共卖出了5000块左右。

  2010年,黄伟平初到易贡茶场的时候,茶场积压的绿茶有两万多斤,十多年也卖不出去,大家一筹莫展,一度考虑拉去茶园做肥料。

  易贡茶场种茶的历史要一直追溯到建场以前。茶场老职工们都认可的一种说法是,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时期,由于士兵们想喝茶而喝不到,战争结束后,一部分解甲归田的士兵开始在当地试验种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拓荒之初,农场已经有了第一批茶树。在高山雪水浇灌下,易贡茶叶的茶多酚含量达35%,高出国内其他茶叶的一倍,但一直没有成规模种植。

  1983年,大学毕业生李国林加入了四川林业厅组织的、为西藏林芝地区进行区划调查的工作组。李国林本科学的专业是制茶,毕业后供职于四川雅安的制茶厂,在西藏调查时听说易贡有茶后,专门绕道去了茶场。

  “当时他们茶做得很差,炒青过后,又焦又燥,我说闻着一股焦臭味,怎么卖得出去?”但李国林发现这里的土壤是适合种茶的酸性土。回到拉萨后,他在交给西藏自治区政府的报告里提到了易贡,“建议在那里种茶”。

  自此,易贡茶场形成了两千亩左右的茶叶种植面积,并维持至今。

  但国家统一收购取消,易贡茶场以企业形式自负盈亏后,盈利状况一直不算太好。

  一个重要原因是,茶场主要生产绿茶,周边的藏民却没有喝绿茶的习惯——安青自己在家里也不喝。当地人爱喝的是砖茶,可以用来打酥油茶。

  砖茶便宜,12块钱一斤;绿茶贵,500一斤。茶场生产的砖茶供不应求,绿茶则无人问津。如果全部生产砖茶,微薄的利润又无法负担传统国企遗留下来的各种人员福利重担。

  “以前工资发不出去时,只能向政府推销,每个党委机关买个一斤两斤的。”这是黄伟平刚到易贡时了解到的情况。

  多年积压下来,绿茶堆成了山。这些绿茶的制作工艺粗糙,也没有响亮的商标和精美的包装。在黄伟平看来,“雪山上的茶叶”充满噱头,必须对粗糙的茶叶生产工艺进行改造,才有可能打开市场。

  充沛的广东援藏资金,让他们有了搏一搏的底气。安青跑到四川雅安邀请李国林再次出山,帮助茶场制茶——一晃27年,当年的年轻人这时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两万斤差点沦为肥料的茶叶其实都没坏,从业快三十年的专家李国林建议黄伟平配置先进的制茶设备,将这些绿茶发酵,制作成更耐保存的黑茶。

  价值88万元的茶叶加工设备第二年就到位了,沉淀多年的绿茶被统一制作成黑茶。2011年是西藏解放60周年和建党90周年,黑茶被制作成纪念茶饼,以1500元一块的价格,在当年的销售中大出风头,一共卖出了5000块左右。

  多年制茶经验让李国林明白,只有高端茶叶才能赚钱,低端茶卖得再多也赚不了多少。他和黄伟平商量,应该着重发展高端茶叶,“西藏这个地方,茶叶的价格可以随便定。”这成为新的茶品制作和销售策略的一部分。

  接下来两年,雪域茶极、雪域银峰和易贡云雾等高端产品相继在易贡茶场面世,黄伟平还给茶场注册了“雪域茶谷”的商标。

  “最好的茶叶,只有20斤,一度炒到两万元一斤。”有了商标,有了产品,此后每一年黄伟平都要带些茶叶回广东,向政府部门和企业推介。作为佛山援藏干部,他还专门去参加广东(佛山)安全食用农产品博览会。

  茶场职工梦寐以求的销路总算开了一条,茶场产量从2011年的3.1万斤增加到2012年的5.5万斤,茶场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从1700元提高到了4100元。

  “那时,还有人来问有没有更贵的呢。”回忆着当时的好时光,安青骄傲地笑出了声。

  不过,两万元一斤的最高价超出了“操盘手”李国林的想象,“我倒建议不要卖这么贵,5000一斤就能拿到市场上去拼一拼了,也不一定要政府来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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