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贡铁山类似火箭一样峻峭的山崖，稀疏点缀着松柏，易贡茶场里几个茶园就围绕着它，藏民们在山下的茶园里采茶。
“同车的当地人开玩笑，说欧书记你看你脸都吓白了”，2014年夏天，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起一年前上任的情形，广东省国资委派遣的赴藏干部欧国亮记忆犹新。
那是2013年7月，西藏的山尖依然覆盖着白雪。欧国亮坐在越野车里上任易贡茶场党委书记。土路颠簸不休，一侧是山崖，一侧是奔腾的江水。
易贡茶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茶场，也是西藏唯一成规模的茶场。
虽然距林芝中心还要168公里，几乎与世隔绝，但它却有着远高于其规模的政治地位。这是一个正县级的国营企业，正式职工112人，总人口1508人。
在茶场，新书记和老书记见了面——老书记黄伟平也是广东省赴藏干部，担任茶场党委书记已经三年期满。
自1994年中央西藏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对口援藏”的口号起，广东省对林芝地区的援藏活动已近二十年，累计投入资金超过70亿。2010年，广东援藏地点从传统的林芝、波密、察隅、墨脱四县，第一次扩大到了偏远的易贡茶场。
黄伟平是广东派来的易贡茶场第一任书记。两人用了一星期的时间交接工作，欧国亮有些措手不及——黄伟平的说法是，这里还是内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
这一年，茶场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四千余元。这时候，广州的居民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8000元。
“特困生”的自救
“是我们去把广东援藏争取过来的。我们是茶场，要把茶叶卖出去，广东应该会有办法。”
四千余元的人均年收入，已经是广东援藏干部入驻三年后的结果。2010年，这个数字是1700元。
刚到茶场时，让黄伟平惊讶的是，当地老百姓喝的还是山上流下来的黄泥水。
顺理成章，援藏第一件事便是“饮水保障工程”，黄伟平筹集二十余万资金建了过滤网，用来拦截、沉淀泥沙。
三年后，水里的黄泥没有了，但专家检验水质后又发现山泉“砷超标”，等于说大家都喝了一点砒霜。2014年4月，欧国亮把这一情况汇报给自己援藏前的就职单位广东省国资委，国资委筹资5000万，修建当地第一座自来水厂和新的发电站。
“来之前组织上没说过茶场的情况，真没想到这么落后。”欧国亮说。
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易贡茶场，当初是用炸药炸出来的。
196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依照国家要求，组建了易贡五团，向西藏推广农垦屯边的经验，两千余名农垦士兵从一处边疆来到了另一处。当时易贡湖边都是原始森林，大树盘根错节，斧砍不坏，为了开荒种地，年轻的士兵们在树根下掏一个50厘米左右深的坑，放上500克左右的炸药包，轰的一声，泥土四溅，树和树根炸成了两半。
大干四年后，农垦兵团发现，易贡山高坡陡，无法推广新疆的机械化农场模式，农垦士兵又被全数调回新疆。农场却保留了下来，周围的藏族人以扩场工的身份全部纳入农场，生产物资也被一并纳入。之后确立了以茶叶为主要经营方式，又更名为易贡茶场。
现任茶场场长安青回忆说，四十年前，他们也像内地的农村一样，分成不同的生产队，劳作时还要比赛争夺流动红旗。农场有自己的小学和初中，老师都是毕业后“支援边疆”的内地大学生，校长是一个会弹钢琴的北京人。几年教育下来，孩子们会用民族舞排演《北京的金山上》，会唱《边疆的泉水甜又甜》，知道北京、上海，反而不知道那曲和阿里。
1990年代之前，易贡农场是西藏有数的兴旺之地，只需完成上级安排的生产任务，不用考虑销路。但很快，当没有了国家的统一收购后，不知如何打开销路的茶场，开始变得难以为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