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社交、逐利：多重因素加剧乡风嬗变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农村是乡土社会家族制度和家本位的思想孕育出的独具特色的社会，它以熟人社会的面孔展示了其人情社会的一面。人情社会具有社会性、规范性、情感性等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情像一张在手中不断编织的网，越来越华丽，但一根线都不能断。
“这就是说，最为实际的农民之所以愿意如此大方地出份子钱，首先是为了通过人情来建立和维持更广阔的人际圈，方便自己的生活，扩展自己的资源。久而久之，这种人情成为大家都遵守的生活模式，或是变成约定俗成的传统，反过来又会形成约束力，迫使农民遵守并强化它。”安徽大学社会学教授范和生分析说。
在他看来，人情固化和异化的束缚是加剧乡风嬗变的首要因素。“受到这种束缚的影响，人们潜意识里会自觉遵守它，无论它是否已经变质异化，但形式依旧存在，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坚不可破。”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王安白认为，虽然红白喜事已经变味成“先集资再偿还”的资金流动，以前作为感情的因素在淡化，经济利益在强化。但在不少农民眼中，老祖宗都是这么办的、别人家也是这么办的，于是自己也就必须这么办，否则就会被边缘化。真是喜喜相报何时了，子子孙孙无穷尽。
一些农村基层干部认为，相比城市居民，农民社交模式较为单一，获取资源的途径较少，但社交需要非常强烈，个体生产、生活保障等相当一部分都来源于其家庭、亲缘、宗族关系，这也使得他们必须寻求“赶人情”的方式。
“我给你、你给我；我帮你、你帮我，在闭塞的乡村社会，这种你来我往是情感维系最便捷的方式，也是农民追求归属感的表现。”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结构研究中心主任王开玉说。在他看来，随着农民外出务工带来的农村空心化，集体生活较之于过去越来越淡，互帮互助的组织形态越来越少，这也是导致各种人情消费趁势强化的原因。
重庆市政协委员程德安告诉记者，自古以来，红白喜事都是农村人际交往的公共场所，但是随着大量年轻人外出，农村人口结构以及对精神交往的需求已经发生变化，这要求交往形式随之改变。现在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感情的成分让位于物欲的上扬，交往成为农民的一种负担，盲目求大、求高、求排场，超出了民风民俗、精神需求的范畴。
对于灰色消费以“赶人情”的名义横行，不少专家指出，其根源在于互相逐利的需要。“农民获取某种稀缺资源利益，如家里要盖房子需要审批，土地拆迁了多分点房子、申请困难户等等一系列涉及切身利益的事情，唯一的途径便是找干部。逢村里有个一官半职的干部家里办大事，农民多上门随‘大礼’，他们希望可以以小利图大利，‘赶人情’也就成了他们寻求利益的突破口。”王开玉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灰色消费是改变农村红白喜事本真形态最重要的因素。农村的村委会属于自治组织，缺少现代性质上公共权力的监督，“赶人情”轻易钻了廉政建设的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