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转后的土地究竟种了些什么呢?我们调查发现，一是种粮食，这是最低收入层面的，也是最主要的用途。二是种蔬菜，城郊流转很多用于种蔬菜，一个大棚蔬菜，可以赚到千把甚至几千元钱，比种粮强出好几倍甚至十几倍。三是种花种药。这类以山区和城郊为主，不多。四是养鱼养猪。搞养殖的也有不少，养鱼的主要在平原湖区，养猪的主要在山丘岗地。这类土地处在基本农田边缘，租期都比较长，一般都进行了土地改造，有的挖成了鱼池，有的建起了猪圈。五是“接二连三”。与二产业结合，搞农产品深加工，与三产业连接，搞旅游服务业，俗称“高效农业、设施农业、观光农业、旅游农业”等，这是最高收入层面的，是发展势头最旺的一块。
之所以提出“种”什么的问题，主要因为出现了“非粮非农”倾向性的问题。2011年5月，湖北省“农村土地经营体制创新”现场会的一份资料显示，20多家受到表彰的“龙头”企业，绝大部分都是种植蔬菜、水果、花卉、苗木、药材等经济作物，或者挖池养鱼、盖棚养猪，或者从事观光旅游、搞“农家乐”的公司，以种粮为基业或主业的仅为3家。据当年省经管局的统计，全省登记备案的土地流转面积中，种粮的只占48%。越来越多的流转主体特别是企业热衷搞“挂一接二连三”的开发，挂着“农业”的牌子，什么赚钱“种”什么，就是不种粮食作物，因为种粮的比较效益最低。地方政府积极支持他们“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所谓“调整”就是“改粮”，“进一步调整”就只有“农转非”。个别地方扩大“附属生产用房”的规模，规避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更有甚者，将耕地变成了市场、停车场、企业厂房等，给耕地造成永久性伤害。可以这么说，土地流转已经出现了不容忽视的“非粮非农”问题。粮食安全是国家天大的事，湖北是农业大省，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反复强调，粮食安全要靠自己，自己的饭碗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并且特别强调，土地流转要保障基本农田和粮食安全。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高度重视这个天大的国计民生问题，要通过有力有效的政策措施，特别是流转用途管制措施，来确保“土地流转中的粮食安全”，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
第六，流转土地应该怎么“种”
调研中，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部分流转土地被反租倒包，二是部分流转土地在广种薄收，三是部分流转土地在“睡大觉”。反租倒包甚至层层转包，规模效应在递减，农民利益被损害，老板赚差价，群众有意见;广种薄收失去了土地流转的意义，有的“薄收”到比农户种田收入还低，因为农民把田当儿子在“精养”，而他们则看得淡薄，说是规模经营，实是规模粗养、散养、放养;至于敢让土地“睡大觉”的一是因为自己有实力，不在乎这几个钱;二是压根儿就没指望从土地种植上赚钱，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三种情况的致命伤在于“两低”，土地流转金低，土地产出率低(甚至无)，这便与土地流转的目标方向背道而驰。我们认为这样的流转不是有利，而是有害;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不是成功，而是失败!这样的流转可以休矣!鉴于“转种、粗种、不种”等问题在不断发生，有必要定期检查、区别对待，对问题比较严重、群众反应比较强烈的有必要查处并通报，规范流转行为、搞好流转之前、之中、之后服务，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第七，农民权益如何保护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民“五权”容易受到侵害：一是农民集体所有权“有点虚”，二是土地承包权“有点轻”，三是流转收益权“有点低”，四是话语权“有点小”，五是合作利益权“有点险”。
如何维护和发展农民权益，是我们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应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华丰探索给我们以很多启示。确权是基础，土地承包权要明确到田块、到家庭、到人，要发证到户。维权是关键，既要维护方方面面的权益，包括受让主体的权益，更要重点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政府和职能部门要有作为，对于侵害农民权益的重大案件要严肃查处。规范是重点，规范流转行为，规范经营行为，规范合作行为，规范产业化行为，只有规范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权益受侵害。平台是保障，县乡要建立健全流转机构和纠纷调处机构，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方便办事。法规是后盾。实践检验有些法律条款要完善，有些政策性法规要修改，有些显失公平的乡规民约要用法律去约束改正，地方法院和法庭要开门受理农民土地权益案件，坚决打击侵权行为。提高是根本，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提升农民维权能力，自己的权益还得靠自己来保护，用乡亲们自己的话说“生伢儿不能光指望抱腰的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