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门槛
4年前李露萍辅导过的陈刚，就住在陈老太家附近。陈家住的是半座砖房——大概30平方米的房子，被中间立起的一块木板隔成了两个半间，木板的最上端与屋顶上有一段距离，隔壁人家搓麻将的声音此起彼伏。
陈刚年近40的父母告诉记者，这间房以前是生产队的仓库，现在连地一起包给了他们，这半间房一年的租金为1200元，与一亩地的租种价格相同。我们2001年来这里租地种时，一亩地租一年才500元。
“我们跟当地人签合同，都是一年一签，人家不肯签更长时间，怕土地政策有变动。”陈母表示，好在这里的外来户们，种的都是“青货”(即青菜)，平均2个月收一次，有塑料大棚，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没有什么农闲时间，虽然对农人们来说很辛苦，但地倒是被充分利用了。
问及陈刚的去向，陈母的脸上出现了一丝落寞，她告诉记者，陈刚已经在一个多月以前被送回了安徽寿县的外婆家。“孩子今年六年级了，小升初需要父母提供社保卡，我们不打工没有社保，只能让他回老家念书。因为我们那里小学的教材和上海的不一样，念完六年级再回去读初中就跟不上了。”陈刚家附近有一所可以招收外来农户子女的中学，但陈母告诉记者，那所中学只招收成绩好的，“我们家陈刚成绩一般，想进也进不去”。
陈刚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动过手术后，身体比其他孩子弱。“他前几天还从老家打电话来，说想我们，可那怎么办呢?我们在老家种地，一年到头挣的钱只够一家人吃饭，有时候吃饭都不够，更别提存下钱来了。如果我们也回去陪他，拿什么攒钱给他上大学?”
说这些话时，陈父始终蹲在门口的摩托车旁一言不发。“别像我们两人一样，一天书没念过，现在进厂里打工要求高了，不认字都不行，只能种地。我也想让他爸像别人一样出去开车，可是他不认字，连驾驶证也考不到。”
关于上海外来农户的收入问题，《“农民农”调查》课题组的调查显示，2011年，上海“农民农”群体中，有50%以上人均年纯收入超过15000元。而同年，全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也仅为7000元左右。这正是很多农民选择背井离乡，来到上海种客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在陈家的墙上，记者看到一张颁给“陈朵朵小朋友”的奖状，颁发机构是一所叫做“康贝尔”的幼儿园，陈朵朵是陈刚的妹妹。一直没有说话的陈父这时忽然插嘴，“女儿今年才5岁，还在上幼儿园。希望到了她要上中学时，国家对我们这些外来农户的政策就变了，孩子就不用回老家念书了。”陈母则表示：“如果那时候还不能在这里念，我们就全家都回去。女儿和儿子不一样，不在父母身边更让人不放心。反正那时候我们儿子也念上大学了，不用我们继续在这里辛苦种地赚钱了。”
陈母伸出双手，记者看到布满老茧的手上，关节处似乎有些不太对劲。“你们不知道种地有多苦，儿子刚动手术那一阵，我们为了尽快把跟亲戚借的手术费还上，天天就睡两三个小时，晚上11点上床睡觉，凌晨1点多就起来下地干活。那时候我们两个人也还年轻，干活拼命，租了6亩地种。现在钱是都还上了，我们两个也40多岁干不动了。6亩地匀给别人2亩，现在只种4亩。我现在一到晚上，胳膊和手的关节就生疼。”
“我们在这里种田没有医保，老家的医保只有得了大病才给报销一些，小病不管。所以像这样的小毛病，我们一般能挺就挺过去了，话说回来，真要是得了大病，老家报销那点钱好干什么?”陈母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