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规模经营为什么要强调适度，实践中如何把握这个度？
韩长赋：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一定规模的土地集聚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但是，任何一种土地经营方式，都存在劳动生产率与土地产出率如何均衡的问题。如果土地规模太小，可能土地产出率高一点，劳动生产率低一点，制约了农民增收；如果土地规模过大，可能劳动生产率高一点，土地产出率低一点，又不利于农业增产。而且中国国情是人多地少，又有个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不可能农业人口还没有转移出去而土地“归大堆”。因此，土地经营规模不是越大越好，应当有一个适宜的范围。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握好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不能片面追求快和大，不能单纯为了追求土地经营规模强制农民流转土地，更不能人为垒大户。”
实践中，许多同志希望在全国有一个规模经营的适度标准。但到底多少算“适度”，需要根据区域特征、土地条件、作物品种、生产力水平等多种因素而确定，一定是有差异的，而且是动态的。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一个统一的面积标准，还是由地方根据本地情况来决定为好。因此，《意见》只提出对“两个相当于”的要重点扶持，即土地经营规模的务农收入相当于当地二三产业务工收入的，土地经营规模相当于当地户均承包土地面积10~15倍的，应当给予重点扶持。这主要考虑到我国农户平均承包土地面积不足8亩，10~15倍大约在100亩左右，按农户家庭2个劳动力种粮计算，现阶段劳均收入可相当于出外打工。实际是种半年地等于打一年工。当然，由于各地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不一，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快有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标准。如上海松江区确定粮食家庭农场的平均耕种面积为100~150亩，江苏省测算粮食生产最优规模在80~170亩之间都是合理的，实践看，效果是好的。同时要看到，规模经营也有多种方式，实践中，既有土地资源聚积的，也有通过社会化服务特别是土地托管服务形成的，而这一点在我国有广泛的适应性。
记者：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有力支撑，《意见》提出了哪些新的措施？
韩长赋：我国耕地资源稀缺，土地经营规模不可能太大。我国有2亿多农户，小规模经营农户仍将长期大量存在。国际经验表明，中小规模的农业经营者更需要依托社会化服务组织，才能确保足够的市场竞争力。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可以将农业经营主体从部分生产经营环节中解放出来，专注于发挥自身优势，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有力支撑。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特点之一，可能就是“家庭经营+合作联合+社会化服务+政府支持”。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以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发展壮大，但仍然无法满足广大承包农户以及规模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需求。
为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意见》提出了培育多元社会化服务组织的要求，拓展农技推广、动植物防疫、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范围，开展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试点；支持经营性服务组织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积极推广土地托管服务模式。同时，《意见》提出要发挥供销合作社的优势和作用，扎实推进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推动供销社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接，鼓励基层供销社针对农业生产重要环节提升规模化服务水平。
记者：深化改革的难点是如何将中央的决策落到实处，《意见》对此提出了哪些工作要求？
韩长赋：为确保改革措施落实到位，让群众满意，《意见》提出了五项要求。一是强化领导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抓改革举措落地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充分认识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按照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办事。二是做好调查研究。要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做好分类指导，利用好农村改革实验区、现代农业示范区等开展试点试验，总结基层和农民群众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三是加强政策宣传。要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准确把握中央政策要求，营造良好的改革发展环境，促进全社会广泛了解和积极参与改革。四是健全工作体系。加强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明确相应机构承担农村经管工作，确保事有人干、责有人负。五是抓好监督检查。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和检查监督，及时查处违法违纪行为，抓紧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